据《汉语大词典》，指称“汉语”的“华语”一词，最早出现在唐刘知几《史通·言语》。实则不然。查询“中国基本古籍库”，该义用例至少提前200年。佛教的传入是我国语言与外域语言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外域僧人欲传播佛教需学习中国语言，中国僧人欲求得“真经”也要学习外语。在这种中外语言接触和对比的大环境下，指称各自语言的专有名词也就产生了。

　　

 

　　从历史角度看“华语”定义演变

　　

　　“胡语”“汉语”“华语”的名称均创制于东晋南北朝时期本族语言与外族语言的对比语境中。在僧佑所撰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中，同时出现了“胡语”“汉语”的用例和“华语”的最早用例，显示出三种称谓并用的局面。伴随着民族交往、地区交际的逐步扩大，“华语”与“胡语”的对举用法逐渐扩展到与其他外域语言、民族语言、地域方言等的对比中，显示出“华语”使用范围的扩大。但从“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整体用例来看，在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和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前，“华语”一词的使用范围相对有限，使用频率较低，对比中暗含着“中华”文化和语言的优越性。

　　在入华传教士不断增多及西学东渐逐步兴起的同时，中西关系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明朝首辅叶向高即言“学之道多端，即吾中国已不能统一”（《西学十诫初解·序》）。18世纪中后期，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殖民势力的疯狂扩张，世界历史进入了由西方主导的近代发展进程，传统的“中国中心”“夷夏之辨”开始向“世界万国”“民族国家”转变，中国近代观念和话语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原有语言观发生转变，“华语”及相关词语的使用语境和语义内涵开始发生变化。查询“《申报》数据库”可知，“华语”共出现1636次，已难觅“胡语”“夷语”等歧视性称谓的踪迹，而以现代语言称谓与之相对。同时，伴随着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和民国时期“国语”政策的推广，“华语”使用语境的“涉外”倾向更加显著，在词义上笼统指称中国的语言，包括方言，缺乏统一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华语”一词的发展变化间接地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经“人民数据库”检索，“华语”在1947—2018年间出现的新闻条数总计2207条（因一条新闻中会存在多次使用的情况，实际使用数要远大于条目数）。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出现过“华语”使用的小热潮，使用语境多出现在新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中。之后，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华语”一词在国内媒体中的使用频率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项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经济不断开放，外交日趋频密，与东南亚华语区的接触日益深入，“华语”的使用渐趋频繁，开始向世界迈进。同时，其指称范围开始发生变化，正如《人民日报》在《一次汉语规范化和文字改革的国际会议——记夏威夷“华语现代化”学术会议》（1983年12月29日）一文中所报道的“汉语在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名称。一般称为‘中文’、‘汉语’，我们称为‘普通话’，台湾地区沿用旧名称‘国语’，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称为‘华语’，香港地区几种叫法都有”。该报道流露出官方对“华语”性质和定义的界定，如“华语具有国际性”“‘华语’这个名称适用于一切华语社区”，反映出“华语”使用的新变化。由此，“华语”的定义逐渐与海外华人华侨、华族社会固定起来，成为指称该群体所使用的汉语和汉语变体的重要词汇。

　　

　　华语研究欣欣向荣

　

　　周有光先生曾预测，“21世纪，华语将在全世界华人中普遍推广”。进入21世纪，“华语”一词的使用进入快速发展期，近十年来则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在地域适用范围上，逐渐突破了前一时期以新加坡为主的东南亚地区，跨步迈向全球，学习和使用华语的人群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华语”一词的使用也由相对单一的华语文教育向纵深层次发展，华语影视剧、华语音乐、华语文学、华语传媒等各类文化载体繁荣兴盛，国际影响力持续加强。伴随着“华语”的深入推广，华语研究也经历了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的转移，“全球华语”“大华语”“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国际华语”“世界华语”等概念纷纷涌现，显示出华语研究的繁荣，也为“全球华语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和加速器。

　　21世纪以来，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全球视野下的华语研究逐渐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除相关论著和论文的出版发表外，教育部“海外华语研究中心”（2005）的成立，海内外学者合编《全球华语词典》（2010）、《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的相继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2011）、“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2019）的先后开展，国际双语学术刊物Global Chinese（《全球华语》，2015）的创办，东南亚华文华语与全球华语相关数据库的建设，以及近期北京语言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华文教育专业”成功获批教育部和各省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划”建设点等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都为此项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全球华语学”呼应时代需要

　　

　　“华语既是全球华人的沟通工具和认同凭借，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华语研究既有理论意义，更是实践上的急需”已经成为海内外研究者的共识。基于此，刁晏斌先生指出，“全球华语学”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立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首先，“全球华语学”的概念是对当前华语名称的理论统一，打破了原有普通话研究的局限，立足全球范围的汉语发展演变和国际汉语发展规划，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视角将华语研究队伍、研究选题与学科发展等统筹起来。它有利于整合、推进、深化相关研究，也为新语言现象和语言景观的发掘、语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国际华语文教育和语言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其次，“全球华语学”建设为语言研究和学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如对全球不同地区华语状况的具体描写和整体把握，对华语历时演变状况与共时发展面貌的全面梳理，对不同地区华语子系统的分析和对比，全球华语与其他国际通用语及其变体的差异研究，全球华语华文的教育、发展与规划等相关研究。

　　再次，“全球华语学”建设为华语区的语言规划和华人社会发展提供有效参考。如全球华语文资源的整理、保护与开发研究，国际化背景下全球华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大陆普通话与全球华语的调适，国际中文教育与全球华语文教育的差异与协调研究，华语华文与华人华族和谐共赢发展研究，全球华语研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言构建等相关议题。

　　最后，“全球华语学”建设能够为相邻学科的发展提供助动力，促进学科间的交融共进。20世纪末，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就提出以“华学”取代“国学”，以便“海内外华人不以国家为界线而广泛认同中华思想和学术文化，共同迎接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与此同时，贾益民先生发出“华文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的倡议，部分高校也随之设立了“华文教育学”专业。进入21世纪，“汉语国际教育”飞速发展，并于2019年召开了“国际中文教育大会”，进一步强调“深化国际中文教育，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都与“全球华语学”的建设息息相关，互相补益，共同促进。

　　当前全球华语研究也存在某些不足，除“华语”名称不统一外，“汉语”“普通话”“国语”等名称也有待统一；全球华语的地区研究和内部各子系统研究不平衡；对全球华语的历时演变、发展规划、教育教学等研究有待深入。这更体现出“全球华语学”建设的紧迫性。总之，“全球华语学”建设为新时期的语言发展和语言研究提供了新高度、新机遇和新挑战。海内外华语研究者应该凝心聚力，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在学科建设的指引下，开拓新理论，展现新价值，勇攀华语研究的新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六书学通史研究”（19AZD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