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影响决策判断
2020年03月27日 00: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27日第1895期 作者：夏柳 马谐 陶云
“习得一门外语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同的生活视野”，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这句名言展现了语言所蕴含的强大力量。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交流越来越频繁，外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作为跨文化交流中最为基础的工具，外语不仅为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可能，还潜在地影响甚至改变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决策与判断：小到海外商品购买，大到国际风险投资，甚至是日常道德伦理判断。
面临与天桥困境类似的情形时，为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合乎道德吗？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明白问题的意思，无论选择是什么，都不会受到描述问题的语言类型（母语/外语）影响。
然而，2014年认知心理学家科斯塔（Costa）却发现，个体的决策与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环境：较母语而言，外语情境下的双语者更倾向于选择牺牲一个人以救其他五个人，而且做这一选择的人数比例比母语情境下的2倍还要多。更有趣的是，这种现象与双语者的母语或外语的种类无关，具体表现为母语为英语、外语为西班牙语的双语者在西班牙语情境下更倾向于选择牺牲一个人以救其他五个人，而母语为西班牙语、外语为英语的双语者在英语情境下也更倾向于选择牺牲一个人以救其他五个人。那么，语言类型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决策与判断呢？接下来从语言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梳理出两大原因，以期引起相关领域人士的关注与重视。
语言类型影响审慎认知加工
语言信息的保持与加工处理离不开认知资源的消耗。
认知资源是一种用于支持个体进行认知加工的能量，个体必须调用认知资源才能顺利进行认知操作。需要加工的内容越复杂，调用的认知资源也会越多。认知资源消耗的增加会引起更为细致、审慎的信息加工模式，此时个体也将更为理性，更多地受到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语言的使用伴随着认知资源的消耗，但是在使用不同类型的语言时，双语者所调用的认知资源量是存在差异的。由于大多数双语者的外语熟练程度低于母语，相对而言，在外语情境下进行决策判断会花费更多的时间、调用更多的认知资源，这也就在无形中促进了深思熟虑、审慎的认知加工过程，以至于扩大了对利益最大化的期望，进而影响个体的决策与判断。
因此，有学者认为，语言类型会影响决策判断是由于不同语言类型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审慎加工所致。经济心理学家科萨尔（Keysa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50%可能赚X元、50%可能亏Y元（X＞Y）的赌注实验中，母语情境下的双语者倾向于不下注以避免损失，而外语情境下该现象明显下降。这一结果正是由于外语情境下个体调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所致：随着认知资源的消耗增加，个体的审慎加工也随之增强，导致“赚X元”的期望增加，从而相比于母语情境，外语情境下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下注。
但是，哈亚卡瓦（Hayakawa）认为，上述语言类型影响决策判断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个体想得更多（即审慎的认知加工增加），而是因为个体感觉得更少（即情绪情感反应降低）。
语言类型影响情绪情感反应
语言是情绪信息的重要载体，语言网络和情绪网络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用外语讨论痛苦、尴尬或创伤经历，发表或听到贬损性言论如谴责、侮辱时，双语者的皮肤电反应、不舒服程度显著低于母语条件；在处理情绪高度紧张的外语文段时，双语者感受到的不安也更低。语言心理学家伊瓦斯（Ivaz）推测，这可能由于大多数双语者都是在结构化、非人格化的学术环境中（如课堂）习得外语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外语的机会也相对较少；而母语习得的家庭环境也是个体早期情感系统形成的背景，情感系统和母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发展促使情绪情感与母语密切交织在一起，以至于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情境下的心理距离感更大、情绪情感激活更低。
因此，更多学者认为，语言类型会影响决策判断，是由于不同语言类型会激活不同程度的情绪情感反应所致。如在天桥困境中，外语情境下个体对诸如视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想象的生动形象性降低，以至于抑制了对潜在牺牲者（被推下天桥的陌生人）的心理可视化，使得个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不敏感，情绪厌恶、直觉担忧也就更少，所以更倾向于选择牺牲一个人以救其他五个人。布劳沃（Brouwer）近期的研究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他的研究发现，外语熟练程度越高，个体在母语和外语环境下的情绪体验越相似，外语情境和母语情境下的选择也无显著差异。
总之，语言类型对个体决策判断存在着深远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例如，相对于母语情境，外语情境下个体的道德标准更为宽容，易出现不道德行为；但是相对于母语情境，外语情景下个体的情感体验降低，这又为恐惧症、焦虑症的临床治疗开辟了新道路。当下对语言类型影响决策判断原因的探讨，还仅仅停留在行为实验的推测层面，未来研究可借助眼动、脑电等技术来直接探索语言类型影响决策判断的内部机制。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双语者的认知控制”（31660282）、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ysdyjs2019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云南师范大学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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