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语言学（gerontolinguistic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由老年学和语言学共同孕育。目前，与儿童语言研究相比，老年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之所以一直被忽视，是因为人们以往对老年语言存在一些误解。其中最主要的是认为人们的语言习得在过了关键期（青春期）之后就一成不变，即老年人的语言属于一般成年人的语言，至多只是存在一些退化和缺陷而已。因此，即使有一些研究，也主要针对老年人的语言磨蚀。
在过去二十年里，老年人的语言及言语行为已逐渐成为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共同认可的研究对象，涉及病理、心理和社会三个维度。
病理维度是一个重要侧面
病理维度的老年语言研究涉及以下一些话题：大脑衰老与老年语言蚀失、老年人言语障碍与康复治疗，特别关注那些有沟通困难的老年人，如患有老年抑郁症、失语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老年群体，他们不想说话，无意社交，甚至闭门独居。
调查发现，老年语言障碍是较普遍的现象。老年人的语言障碍通常不是由先天因素，而是由身脑心的衰老和获得性疾病导致的。例如，老年性听力障碍会影响言语识别——低声听不清，高音不耐受；许多人仅能理解缓慢语流，而快速或强噪下的语流则难以领会。老年抑郁症患者命名能力下降，语言表述比较迟缓，语流缺少抑扬顿挫，停滞时间长，语言交流受限；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血管病变、脑梗死、脑肿瘤则可能导致脑部某个特定区域或整个脑部神经系统的病变，引发不同程度的失语症和言语失用症。
目前病理语言学多采用脑电（EEG）、核磁（FMRI）、声学、眼动等多模态技术手段，以获取多维数据，研究老年人语言障碍和语言康复。然而，语言病理学仅仅是老年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多学科的立体式研究才是对老年语言全面而科学的研究。
心理学角度不可或缺
人类语言除了生理基础外，还包含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与认知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和实验揭示言语感知、理解、产出表达的心理机制。
研究语言习得最常见的途径是家长观察子女的语言表现，通过日记、录音等形式研究儿童语言发展。尽管在城市化和全世界移民浪潮中，老年人随子女移民的现象越来越多，但是长期以来，老年移民群体的二语习得现象还是被人们忽略了。老年人语言习得有何特点？是否受到认知老化的制约？老年群体是否会采取补偿性的语言学习策略，以弥补工作记忆、事件记忆和联想记忆等方面的衰退？相关研究还远远不够。
语言产出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老年人语言产生过程中经常出现命名性失语、话题重复、词汇量和平均语句长度缩小、日均语言表述量下降、语法复杂度下降、言语失误多等特点。关注老年人词汇提取失败的心理机制，研究老年人语言蚀失的现象和规律以及工作记忆在语言加工中的作用，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的重要课题。
老年人语言产出和感知的能力并不对称，不少语言产出能力正常的老人也存在言语辨识、感知和理解方面的困难。语言的理解受到认知老化的制约。有研究者使用回归技术来考察阅读过程，发现老年人因工作记忆下降，对于新接触的事物或是人名、地名、数字等遗忘得特别快；词语检索和信息处理速度慢导致听读能力双双下降。同时，理解话语意义必须基于记忆中已有的知识框架和已储存的命题系统。陈旧的事件图式和场景图示会影响老年人对新概念和新词语的识别，从而对语句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而传统的角色图示会误导老年人对特定话语的理解，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能力。
社会语言学研究严重不足
与病理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相比，社会语言学视角的老年语言研究还极其匮乏。下面这些话题都与社会语言学相关，尚待人们深入探讨。
老年语言变异。人们普遍认为儿童语言是一种独特变体，与青少年语言存在年龄级差，但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们的交际需求也会促成一种特定年龄段的变体，目前关于这类变体的研究还少之又少。另外，如果把老年语言变体特征投射到所有个体身上，就可能造成刻板印象，形成老年语言歧视——相关研究也远不够充分。
老年话语策略。老年人可能运用各种话语策略（如针对过去的叙事）来展示其权威性和应享受的社会地位；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患者会通过巧妙地给出答案而不指向问题区域，从而“掩盖”他们交流障碍（如找词困难）的程度。如果能建立大规模的老年人语用交际语料库，如老年患者就医会话互动的实例，便可以很好地揭示老年话语策略。
老年语言传承。人们普遍承认大规模人口迁移会对语言变化产生影响，但是很少有研究探索人口老龄化对语言变化的影响。老龄化会导致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与那些成员平均年龄很小的言语社区相比，濒危语言社区的成员大多年事已高，人口普遍老龄化造成的“语言代沟”可能会影响语言传承，导致言语社区重构。但是，这样的年龄结构会不会影响语言的代际变化，是否会导致社区语言活力降低，对于社会语言规范和语言变化模式会产生何种影响，均缺乏探讨。
老年语言适应。在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农村老人离开故土，来到城市，融入儿子媳妇（女儿女婿）的家庭。这时可能会出现老年人对新语言环境的适应问题。一般认为，老年人的语言适应能力是比较弱的。有实证研究发现，一些上海本地老年人不会讲普通话，这就影响了流动老人和本地老人的交流，导致一些流动老人在上海感到难以融入新环境。
老年语言服务。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医院、银行、图书馆、社区管理中心、养护中心等公共服务窗口开始重视面向老年人的语言服务。调查发现，养老机构的护士除了使用控制性话语之外，有时还会使用婴儿化谈话，通过夸张的语音语调和亲昵词语，对小成就进行夸大赞誉；有的员工在与老年人和谐相处时，尽量说老人的家乡话；关系相处不好时，对其改说标准的普通话，作为“惩罚”；老人和护理员工话语权力不对称是养老机构言语互动的普遍特征。工作人员常常会打断老人说话，当着老人的面评论老人，对老人的行为进行不加掩饰的批评。据报道，美国养老机构环境中常发现种族歧视的话语，甚至是虐待性的话语，这些话语在普通成年人的工作场所很难听到，也是不被允许的。但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院处于弱势地位，因而一般都选择容忍，从而给这类话语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老年人的语言性别差异。语言性别差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主要涉及青少年和普通成年人，而对老年女性和老年男性的语言特征、语言风格、语言策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少有研究。既然在老龄人口中女性比例远远高于男性，那么老年语言衰退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如果说青年女性常常引领语言变异，那么老年女性是否是语言传承的核心？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全社会应关注老龄人群的语言特点，开发更多针对老年人的语言文化产品；不但要关注老龄人群的语言特点，还要重视老年语言资源在新媒体中的分配；应该考虑老龄人的语言需求，重视药品包装的文字设计，向老龄患者传达药品的关键信息。我国老龄化日益加剧的国情呼唤老年语言学的出场，老年语言学的相关研究将为老龄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