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型期，是中国社会逐渐觉醒、开放的历史时期，政治易代、文化冲突、社会变革、教育革新等都赋予这一时段特殊的历史意义。晚清欧人东来，同时日本也成为国人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来源，学习英语和日语在晚清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晚清时期英语和日语的教材，不仅可以呈现新式教科书诞生之初的历史面貌，也能对研究早期我国的外语教育史和学习史提供一定的历史参照。

　　英语教材注重实用

　　这一阶段英语教科书之发展，呈现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特点。第一，中国英语教科书来源更加多元化：既有从西方直接引入的原版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有《纳氏英文法讲义》，又有从日本引进的英语教科书，比如日本的英语教育家神田乃武为中国人编写的英汉对照英语教材《正则英文教科书》，还有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专门为国人学习英语使用的教科书，具有代表性的有严复的《英文汉诂》。第二，英语教科书门类细化。中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门类更为齐全、出版形式更为多样，受众面更广。比较大的分类有：英语语法类教科书、综合性系列读物、英语阅读类教科书、英语翻译类教科书、英语作文类教科书、英语口语类教科书。更为重要的是，此时出现了由中国人编写的专为适合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中小学分年级英语教学而使用的系列课本，有代表性的是1906年伍光建编写的一套《帝国英文读本》。

　　值得一提的是，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商务英语类教材，原因是中西商贸文化的杂交，这是晚清中国商贸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19世纪中期广州率先开埠后，英语成为中外商贸交流的重要语言，能否掌握一口实用的英语口语，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成功的买办、通事、跑楼、跑街等涉外职业不可缺少的条件。他们迫切希望掌握英文这一扩大生存机会的新的资本，英语同许多其他技能一样，是从事中外商贸行业的一种必备手段。比如《英语集全》前5卷为中英贸易词汇，共收录了6000多个词汇，纲目较为详细。

　　日语教材启发国人语言科学研究

　　晚清时期也出现了大量国人编写和日本教习为国人编写的日语学习教材。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以词汇集类、语法类和综合类教材为主。词汇集类教科书的代表是陈天麟编写的《东语入门》，语法类教材的代表是《东文法程》。后者分19章，重点讲解了日语语法，带给学习者系统的语法体系，包括品词分类、引进副词等。综合类教材以首部国人编写的科学研究日语的教材《东语正规》为代表，内容包括语法、词汇，并选取了一些课文，教人修身养性，提倡忠孝。该书是一本由掌握扎实日语知识的中国人独立完成的承上启下的日语教材，对日后留学热潮有推动作用，使得有心赴日本和学习日语的中国人能以相对科学的方式学习日语。通过分析清末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我们可以从整体上看到清末中国人的日语观开始从“中日同文观”“汉语本位观”向比较科学的日语观过渡。

　　清末日本教师专门为中国学习者编写的日语教材和语法书，从文本细节中我们会看到他们比较准确地预测到中国人日语学习的难点并给出适合的教学方法。有代表性的文典包括松本龟次郎的《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直至今天，有些教学方法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并参考，许多方法对后来国人编纂教科书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这部分教材在语法术语的使用、教学方法以及语言练习等方面都有创意。其中，他们编写的汉译日语文典带给清末中国学生包括日语语音、词法和句法在内的系统的语言知识体系。有的文典不仅教授中国学生日语书面语语法，还传授给他们日语口语的表达方式，比如松下大三郎编写的《汉译日本口语文典》。

　　外语教材促进了晚清社会进步

　　第一，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职业翻译与外交官。

　　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规定，文科学生“英语必通习，德语或法语选一种习之”，学习理科的学生，“外国语除英语外，听其选德语或法语习之”。学习医科的学生，“外国语于德语外，选英语或法语习之”。

　　从当时上海广方言馆的办学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培养目的是学生既懂中国古典经史词章，又兼通算学、西语西文，学贯中西。在上海广方言馆，有着较为严格的学习奖惩制，对于那些学习西语西文没有进步之人，即行淘汰出馆。对于学习有进步的学生，不仅有赏银的奖励，成绩优异者还可以获得功名。这些机制，对于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技艺，是一个有效促进。上海广方言馆培养的学生，据熊月之统计，到1905年该校改为工业学堂为止42年的办学时间内，共培养了约560名学生，服务于外交界的有周传经、唐在复、陆征祥、刘境人、刘式训、胡维德、翟青松、戴陈霖等人。有些毕业生成为其他行业佼佼者，如晚清有名的翻译家钟天纬、张坤德、瞿昂来、李景镐等。

　　第二，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语教学和科研人才。

　　上海广方言馆所译各类书目中，有舒高第译述、朱格仁笔述的《英话入门》。1879年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吴嘉善，在1881年前完成了英汉对照的教科书《翻译小补》，可能是当时上海广方言馆的外语教学参考书。该书1907年及1933年都曾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再出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杨勋，作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生，撰写了六卷本的《英字指南》，1879年由美华书馆出版，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有藏本。该书被再版多次。19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字指南》增订本，名为《增广英字指南》。《英字指南》影响很大，早期很多初学者都把这本书看成学习英语的教科书，如《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的作者谢洪贲在闲暇时间研习《英字指南》。英文教材的编写者参照西方英语教科书编写方式，开始了中国人自编正规英语教科书的历程。从此以后，中国英语教科书的发展逐渐走上正规化、多样化以及学科化的发展道路。

　　第三，为传播先进文明翻译书籍并开阔国人视野。

　　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

　　根据熊月之的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和留日人员中翻译、出版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有116家，很多是集翻译、出版为一体。国内机构、留学人员都很热衷翻译、出版日文书籍，日书中译数量急剧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这一时期所译日文书籍以社会科学和史地书籍为主，涵盖了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许多学科被系统地介绍给中国，比如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

　　西学在晚清传播特点之一是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中转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16.7%；德文24种，占4.5%；法文17种，占3.2%；日文321种，占60.2%，可谓数量空前。从1900年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年至1904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晚清时期英语和日语教材的影响不仅使外语教学正规化、科学化，还培养了外语人才和翻译人才，为当时的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以及日本文明，向国内引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介了大量的科学和人文术语，一些学科实现了近代化，促进了时代进步。

　　外语教学和外语教科书的编写如同一张灵敏的试纸，它在清末民初不断变化的面貌，可以鲜明地测试出近代中国知识思想的深沉结构和时代变迁。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这些外语教材如同钥匙，开启着中国人民的智慧。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国人使用的英语和日语教材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YJC74009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