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纳代尔原著，吴其尧导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作为研究埃兹拉·庞德的入门读本，该书是对庞德生平、创作以及对他作品接受情况的系统研究。 资料图片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中美文学交往的一段佳话。作为翻译家，他翻译过许多中国经典的古诗和典籍；而作为诗人和批评家，他又不断地从中国传统诗学中汲取学养。因此可以说，庞德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在西方影响的典型代表。具体而言，从1913年开始，有关中国的文化元素就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歌和论文当中，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此期间，庞德对中国古籍采取了“摹仿”“创译”“中西糅合”和“自由发挥”等多种译介方式。

　　庞德不止翻译中国古籍

　　1915年4月6日，伦敦埃尔金·马修斯出版社发行了庞德翻译的首部中国古典诗歌文集《华夏集》（Cathy），印数为1000册。该诗集并非译自汉语源本，而是他根据旅日东方学学者费诺罗萨（Earnest Fenollose）遗留的有关中国古诗的笔记转译而来。1920年4月25日，纽约的博奈与利夫莱特出版社出版《挑唆》（Instigations）一书，印数不详。该书属于庞德的文集，书后附有费诺罗萨撰写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of Poetry）。庞德为此文作注。1937年6月，米兰出版了庞德翻译的《孔子论语文摘》（Confucius Digest of the Analects），印数为245册。1947年3月18日，新方向出版公司出版了庞德所译的《孔子：大学、中庸与论语》（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印数929册。1949年5月，该书在印度被印度出版社重版印行1100册。1951年秋季，纽约广场系列出版社再次出版了《孔子论语》（Confucius Analects），这次重版较之前译有所改动。1956年2月15日，伦敦彼得·.欧文公司再版该书，印量是1500册。1954年9月10日，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庞德翻译的《孔子定义的经典选》（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庞德翻译的《诗经》。此书由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华人学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作序。1959年9月，新方向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但把书名变更为《儒家诗经：孔子定义的经典选》（The Confucian Odes: 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该次印数为10000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直接译介中国古籍之外，庞德还频繁地利用汉籍经典进行“跨文化写作”。所谓“跨文化写作”，指的是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到汉籍中的内容并将其化用到新的语境之中，与新作品的主题、意境和风格水乳交融，成为新作品的一部分。将这样的作品进行回译，往往能够看到中国古籍的影子。这种“跨文化写作”方法的运用在庞德的长篇巨著《诗章》（Cantos）当中多不胜举。

　　庞德在创作模式中借鉴中国古典文学

　　20世纪初的庞德是以“前卫诗人”的姿态出现在英美诗坛的。他先后以新古典主义的意象、激进未来派艺术的旋涡、小说的散文化、音乐的复调和东方的异质文化等概念标新立异，频频挑战保守的批评权威，激荡英美诗坛。

　　在这其中，来自中国的文学模式对于庞德的影响最为深刻。例如，他曾通过创译中国古诗，试图借用中国的文化因子，吸纳中国古典文学的合理内核，作为外部的“刺激物”，用来革新西方诗学。具体来说，庞德在研读费诺罗萨的笔记时，偶然发现了中国古诗中的诗学传统并从中挖掘出一种新异的诗歌品质：“这些诗歌（中国古诗）意象凸出，硬朗、明亮……它们不说教，不加陈述，能够突然给人以洞见。”以上诗歌品质契合了庞德倡导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理念。于是，他便精心挑选出19首汉诗创译成英文，并于1915年以《华夏集》为名结集出版。《华夏集》的选辑多为战争、送别、友情、怀古和风景诗等，其语言简洁，节奏明快，完全迥异于维多利亚时期传统英诗的陈腐和呆板。至此，庞德通过借鉴中国的诗学模式成功地转变了英美诗歌的感伤基调和浮夸风格，从而达到了创新西方诗学的目的。

　　庞德在作品思想中借鉴中国传统智慧

　　庞德对中国古籍思想智慧的借鉴主要表现在他对儒家思想的利用和改造上。

　　具体来讲，庞德生活在一个“沉疴痼疾”的时代。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面对战后众多的政治经济危机，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热情被激发起来。一方面，他积极著书立说，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披露；另一方面，他主动写信给欧美国家政要，并通过报纸和电台等多种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政见。但是，庞德的努力并未获得太大反响，由此导致了他对西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和失望。此后，他便下定决心要寻找一剂可以治疗弥漫于他四周病痛的解药，一个能够建立与腐朽的西方文明相对的理想社会模式。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庞德开始有意接触孔子的学说，并着手译介儒家经典。在研习《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过程中，庞德找到了他所期待的“理想社会模式”。在他看来，“儒家所讲的道理正是打开未来世界和平之门的钥匙，它可以为西方的社会秩序提供可以效仿和发展的蓝图”。据此，在翻译这些典籍时，庞德的重心并不在于重现原文的字面含义，而是要通过翻译来诠释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并以此作为改造西方社会的理据。庞德曾经说过：“我没想到自己竟会进入儒家思想的核心……鼎盛时期的中国王朝为我们提供了唯一方式，可能会使我们在现状中找到出路。”他的意思显然是要通过借助儒家的思想智慧，并利用它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为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中的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救赎的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庞德汉籍翻译的成就主要取决于中国古籍的艺术价值以及西方社会的文化需求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然而，目前的汉籍外译大多是建立在依靠中国学者独立完成的基本思路之上，这样的思路往往囿于自我文化立场而忽视了对他者文化的关切，其结果就是他们的译本很难引起西方读者的普遍关注。因此，我们不妨以庞德的翻译为鉴，在尊重中国文学价值的基础上，参照西方文化视野，通过翻译，使中国古籍具备世界意义，从而使其不仅可以“走出”国门，而且能够真正“走进”西方世界。

　　（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近代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7-GX-3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公共外语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