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孙家洲主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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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体讹变是汉字古文字阶段发展演变的重要现象之一。前人对古文字形体讹变现象已有较深入的探讨，主要从字形的角度分析形体讹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关注形体讹变与声化之间的关系。然而，对因字义变化造成的字形讹变，即字形讹变中的形义关系调整，则尚无专门的论述，吉光片羽散见于各类古文字考释文章，有待梳理。

　　形体讹变研究涉及多学科

　　古文字形体演变是在汉字简化、形声化这一发展总趋势下发生的。当汉字不断向线条化、符号化方向发展，从图形式表意为主演变为以符号化为主的构形体系时，原有的表意功能被削弱，需要寻求新的表意方式重建其表意性。形声化是其最主要实现途径。

　　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汉字，通过自身形体部件的改造来实现表意偏旁的重构和构形理据的重组，使变化了的字形重新获得构形理据。前人虽然也关注到“以文字形体附会变化了的字义造成的讹变”即字义的因素，但仍只将形体讹变确定在“由于使用文字的人误解了字形与原义的关系，而将它的某些部件误写成与它意义不同的其他部件”的框架之内，重视得还不够。

　　表意功能的重建可从两个角度审视：通过字形演变适应变化了的字义，字形演变寻求构形理据的重组。因字义变化造成的字形演变和字形演变的构形理据重组是两个互相关联有时甚至互为因果的过程。前者是因义变而造成形变，后者因形变而寻求重新表意的理据，两者所体现的都是汉字字体演变过程中的形义关系的调整。这种讹变性调整，往往始于使用者的无意甚至是误解，但讹变的进程则或多或少受使用者的认知影响，以致始于无意的讹变有时候达至形义关系重新构建的结果。

　　可见，导致古文字形体讹变的原因，既有文字书写的因素，也有语言学的因素，还有语言学以外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因素。考察古汉字讹变进程中的构形理据重组，涉及文字学、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可由此从更广泛深刻的人文视角，揭示先秦两汉社会文化背景尤其是两汉学术思想等与语言文字研究的关系。

　　出土资料填补演变链环

　　古汉字讹变过程中重组的构形理据，隐含在讹变后的字形中，需要研究者去诠释解读。作为中国传统文献文字学研究最重要典籍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无疑是其中的津梁。《说文》对讹变字形的说解虽然不尽符合造字本义，但却体现了汉代及以前使用者对形义关系的理解，符合当时人的文化视野和认知水平。通过考察《说文》对讹变字形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古文字形体讹变过程中的字义因素。

　　过往利用出土古文字材料研究《说文》，多从字形讹变的角度，纠正《说文》以较晚近讹误字形为据引致的析形失误，而较少从相反的角度切入，审视《说文》说解对已经讹变的字形进行构形理据重建，以挽救其表意性作用，及其所折射的汉代人视角下的汉字形义关系。

　　近二十年来出土的战国简帛文献材料大量刊布，极大丰富了战国阶段的汉字材料。新出战国简帛提供了十分清晰的战国阶段的汉字样本，填补了殷周与秦汉间过去不甚完整的文字演变链环，不少文字由此补全了从造字初形到最终省讹之形的完整演变序列。这使得古文字形体演变研究的条件大大改善，有可能借助省讹纷繁、异体杂呈的战国文字新材料推动对古文字演变规律的新认识。比如，研究者发现，《说文》小篆与战国文字相合者所在多见。可以此为基础，通过字形比对，厘清《说文》小篆构形的不同时代来源，进而揭示《说文》形体选择的内在逻辑和形体分析上的得失。

　　基于以上认识，以战国简帛文献为出发点，拣选可与《说文》小篆字形对比的简帛文字字形，上引下连甲骨金文、秦汉文字，横向比较战国其他各系文字及其他各品类材料，分析《说文》小篆构形的来源和时代层次，可透过静态的小篆字形体系探索动态的古汉字演变过程。

　　《说文》字形体系具有历时性

　　以《说文》为基础，对古汉字讹变进程中的构形理据重组进行考察，主要聚焦两个研究目标，一是古文字与《说文》小篆的对比分析及汉字形体演变典型个案考察，二是从形义关系变化和重构的角度探讨古文字形体演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第一个目标，充分利用目前丰富的战国文字材料所呈现的众多的文字形体简省讹变线索，选取典型个案，通过同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春秋金文作比较，追溯文字形体的本始面目，同时联系出土秦汉文献，探索字形发展演变的轨迹。

　　第二个目标，在具体个案的考察分析中，探讨汉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战国文字以及小篆等古文字形体演变产生的原因，探讨讹变字形的构形理据重组特点和汉字形义关系认知的时代变迁。将对古文字字形演变现象及其规律的总结，具体应用在古文字考释和文献释读中。

　　《说文》小篆并非一个断代共时的文字资料库，而是许慎根据其建构的《说文》构形体系，从东汉以前汉字形体中择选字样并通过篆体呈现的汉字字形系统。也就是说，《说文》的字形体系是跨时代综合的，《说文》小篆的构形来源于不同的时代层次，古今字体兼有。正因为如此，《说文》小篆不可能与甲骨金文完全对应。有关研究可以为更好地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重新认识《说文》提供契机。

　　古文字新材料仍在不断刊布，新材料带来新学问，必然会促进学术界对古汉字形体讹变的新认识，《说文》在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亦将得到更全面评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国楚系出土文献用字差异及其时空层次研究”（16BYY1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