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善涛:“《辞源》学”建设刍议
2018年09月18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18日第1539期 作者:刘善涛

  《辞源》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新型综合辞书,百余年间参编者达600余人,发行数量800余万册,研究成果500余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辞书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成果斐然,逐渐形成了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现汉》学”,以《辞海》为代表的“《辞海》学”,以《辞源》为代表的“《辞源》学”。近年来,《辞源》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也从无到有,如蔡梦麒《汉字今音审订研究——以“〈辞源〉再修订”为平台》(2011)、赵海燕《〈辞源〉单字释义研究》(2014)、彭小琴《〈辞源〉百年编修出版研究》(2016)等。

  《辞源》研究有薄弱领域

  百年来,学界对《辞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不同结构要素对辞书文本加以分析,对《辞源》性质和编修方法作介绍总结,对《辞源》版本和编修情况的史料进行梳理,以及基于《辞源》的辞书对比和辞书评论或基于《辞源》的词汇研究等五大板块。总体来说,《辞源》的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研究内容略显微观,研究视角略显单一,对《辞源》的首创意义、蓝本效应和时代价值挖掘不够,对“《辞源》学”的学科建设探讨较少。

  伴随着《辞源》第三版的出版以及党和国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辞源》研究和“《辞源》学”建设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在参考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辞源》学”的建设将集中探讨前人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对已有研究中较为成熟的版本流变、词条辨析等问题不作过多分析,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对《辞源》展开研究。

  从三重属性关注《辞源》研究

  属性一,作为辞书成品的《辞源》研究。从辞书的结构特征出发,对初版《辞源》和历版《辞源》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异同,系统总结《辞源》编纂体例的创新之处、开创性体现,以及修订中的坚守和创新。

  属性二,作为文化产品的《辞源》研究。从文化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多维视角系统分析影响《辞源》编修的外部因素,以及《辞源》编修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属性三,作为典范蓝本的《辞源》研究。挖掘《辞源》对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编纂的蓝本意义,描绘以《辞源》为起点的现代语文辞书发展演变的谱系脉络。

  从五个维度发掘《辞源》价值

  维度一,《辞源》之“源”——《辞源》的编纂缘起和学术背景。《辞源》始编于1908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学的余晖和新学的晨曦相互掩映,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维新改良思想涌动,《辞源》的编纂建立在对我国传统字书和辞书,西方传教士、外交官、进步学人所编汉外辞书,欧美、日本等国所兴起的现代语文辞书等不同类型辞书的批评、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之上,受到了古今中外优秀辞书范本的影响,最终实现了以中国辞书为“体”、欧美日辞书为“用”的现代辞书编纂体例创新。对这些复杂的学术因素加以整理分析,描写探究以《辞源》为代表的我国现代辞书兴起发展的多“源”学术背景。

  维度二,《辞源》之“始”——《辞源》初版的结构特征和首创意义。在多“源”借鉴下,《辞源》首创了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的编纂体例,并为后世辞书的编纂树立了典范。初版《辞源》最为突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将我国辞书从传统小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查考解疑的工具,“便于翻检参考之书”。这具体体现在辞书结构的诸多方面,如收词上字词兼收,更重常用词和新词;立目上以字带词,依序排列;注音上多音分注,音义兼统;释义上语义释义,源委沿革,简明释疑;例证辅助释义,标明出处;同时,外置索引,内设参见,后加附录,“图表以助诠释”等。对《辞源》初版文本加以抽样整理,建立“《辞源》初版结构信息库”,对上述创新性体现逐一进行分析。

  维度三,《辞源》之“异”——各版本间的文本对比和传承关系。百年《辞源》多次增修、版本多样,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纵观《辞源》的不同版本,正编本属于首创,收词横跨古今,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续编本重在查漏补缺、纠错订误,增补新词新义,订正原本错误;正续编合订本和简编本则是对前两者的加减增删,依托主体还是正编本。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抽样的基础上建立“多版本《辞源》对比信息库”,对辞书结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梳理《辞源》编纂性质和体例的历时传承关系。

  维度四,《辞源》之“本”——《辞源》的编纂宗旨和文化价值。《辞源》编纂之初,正值中国新旧文化激荡碰撞与吸收转型时期,“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预知国家之掌故,乡土之旧闻,则典籍志乘,浩如烟海”,社会民众急需一部能“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辞源》初版就是在这一编纂宗旨下完成的。初版《辞源》虽“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但“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辞发生”,1931年《辞源》续编出版。将正编与续编《辞源》相比较,“一则注重古言,一则广收新名,正书为研究书学之渊薮,续编为融贯新旧之津梁”,可见《辞源》续编旨在增补新词汇。1958年开始启动《辞源》修订工作,将其定位于“用来解决阅读古籍时关于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知识性疑难问题”的古汉语词典。2015年出版的《辞源》第三版收录的全部是中国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实际用过的词语,解释的全部是这些词语在文献语境和思想建构中具有的本来意义,将其明确定位为“以古代典籍的语词及其解释为信息载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库”“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这是对《辞源》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充分认可。

  维度五,《辞源》之“价”——《辞源》的蓝本效应和现实意义。《辞源》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在于其自身编纂体例上的创新,还在于其对后世辞书,尤其是大型语文辞书编纂的蓝本价值,以及对当前辞书研究和辞书强国建设的现实意义等方面。百年《辞源》的编修与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的发展息息相关,初版《辞源》的发行开启了现代语文辞书谱系的新篇章,不仅为民国时期的辞书编纂提供了体例框架的参考,同时因其收词广博、释义准确,也为辞书的词条处理提供了借鉴,甚至成为中小型语文辞书选词释义的直接参照,从而带动了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类型的丰富、编纂数量的增加、辞书体例的完善,并涌现出《王云五大辞典》(1930)、《标准语大辞典》(1935)、《辞海》(1936)、《国语辞典》(1937—1945)等一批辞书。新中国成立后的《辞源》修订本虽然在辞书性质上有所转型,但在推动原有辞书的修订和新型辞书的编纂方面仍然功不可没,带动了《辞海》的修订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的编纂。进入新时期,在新的辞书编纂环境下,《辞源》第三版适时而出,其在编纂方法、编纂经验、辞书信息化处理等方面也为新辞书的编纂提供了参考样本。可以说,我国现代语文辞书的编纂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是在《辞源》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梳理《辞源》百年的编修背景、版本变化和辞书发展的谱系脉络,能够丰富辞书学的研究内容,为当前辞书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辞源》学”推动辞书建设

  《辞源》作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新型综合辞书,是我国现代辞书之母,将我国辞书从传统小学的附庸中解脱出来,将其发展为查考解疑的工具,开创了我国现代辞书编纂的科学范式。

  在“《辞源》学”的学科建设背景下,应牢牢把握辞书研究的历史观、系统观、谱系观和时代观,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将传统的描写法、对比法与现代的谱系法、计量法相结合,以《辞源》为中心,立足辞书史,旁射文化史,在信息库的基础上,描述《辞源》的编纂背景、结构面貌、版本差异、发展谱系和时代价值,力求全面、系统、科学地展开研究,为“《辞源》学”的成长、辞书学的发展、辞书编纂的优化和辞书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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