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的同时也荜路蓝缕地为语文生活的现代化不懈地努力。他们深感，如不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就不能开启民智，强国强种，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

　　清末以来的三大语文运动：切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推动了规范性的语文字典、词典的产生。切音字运动产生了注音字母，促使辞书音序体例由古代韵部体例向现代注音字母音序体例转型。国语运动推动了旨在统一读音的国音审音工作。白话文运动推动了言文一致，促使辞书释语从文言向半文言转变。除此之外还有汉字简化的讨论与实践运动。可以说，现代语文工具书的产生一开始就跟救国救民、传承和振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使命密切相关。

　　语文现代化催生规范性辞书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前，语文现代化运动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有的还半途而废（简化汉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把历史未完成的任务列为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确定了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目的在于促进语言的共同化、文字的简便化、注音的字母化和文体的口语化。

　　要贯彻和推广国家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辞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在新中国辞书史上，有两部语文辞书对全面贯彻落实上述三项任务、推进全民文化教育和现代汉语规范化起了极大的作用，一部是《新华字典》，另一部是《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小字典，大事业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白话举例的小型语文字典，也是最早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注音工具的字典。《新华字典》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1901—1980）主持编写，1953年12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7年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其诞生之后的64年中，字典根据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需要不断修订（迄今共11次），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从草拟时期起，这部小字典就在做着开启民智、振兴中华的梦，寄托着无数中国人爱国主义的文化理想。正因为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在这面大旗下汇聚了一批著名的学术大家，如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王力、吕叔湘、金克木、周祖谟等，这也是这部字典能够达到高水准的原因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85%的国民是文盲，希望识字学文化的群众迫切需要一本好用的字典。《新华字典》在相对小的篇幅里提供了最有用的字、词形音义的信息，释义确切、简明；它开本小，定价低，便于携带，又符合群众的消费水平，因而它的问世犹如雪中送炭，既及时又管用。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时期，用现代汉语编写的新型字典、词典奇缺，《新华字典》几乎是将现代语文工具书的重任担于一肩的唯一一部工具书，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初学识字的儿童，工农商学兵各界大众都借助这部字典学习语文知识。《新华字典》是国人文化启蒙的导师，它以丰厚的文化知识哺育了人民，人民也对它深怀感恩之情，它也深深地融入了几代人成长的记忆。从1953年的第一版到现今的第11版，《新华字典》不负前辈们的初心，与时俱进，从未停顿，各版都在继承和保持原书长处和特点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它及时跟进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在引领和遵守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方面十分自觉。

　　《新华字典》一贯重视读音规范、字形规范和词汇规范，早年曾为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为汉字部首、笔顺、字序等规范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国家语委制定《通用规范汉字表》（2013年发布）的过程中，修订中的《新华字典》第11版密切关注其进展，为该表征求意见稿的完善建言献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部小字典事关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大事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支持。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关心《新华字典》的修订，两次接见修订小组的代表。1970年11月，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订工作的汇报，前后长达3个小时。

　　迄今为止，《新华字典》已发行6亿本，它走进了千家万户，像人们离不开的良师益友，伴随国人的成长历程，对我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及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16年4月12日，《新华字典》获得“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现代汉语词典》：汉语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现代汉语词典》是国务院1956年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词典，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丁声树先后任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用白话释义的词典。它用准确精炼的普通话书面语释义，而且尽量采用定义式的解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旧辞书同义词互训、递训的毛病。《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音、收词、释义、举例等方面全面超越了此前的《国语辞典》，真正实现了由传统语文类辞书向现代辞书的成功转型。

　　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1998）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运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指导而编写出来的。当它问世之后，又对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对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现汉》的编写从语言事实出发，体现在它下大力气搜集第一手资料，特别重视动态地搜集口语里的新词新义，编写人员制作的100多万张卡片成了编纂 《现汉》坚实的语料基础。在没有计算机、一切靠人工的时代，在没有词频统计资料的时代，《现汉》的收词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准，是很不容易的。

　　《现汉》的编写是在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吕先生、丁先生吸取中国传统语言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精华，结合汉语的实际，综合处理字词的形音义问题，在编写体例和细则上创新颇多。例如，依照规范标准审慎确定字形、字音；对字头的简繁、正异关系进行梳理；收词区分词与非词、词汇词与语法词（如收“大车”不收“大树”，收“鸭蛋”不收“鸡蛋”）；为同音形字、词分立条目；动词区分可离合的和不可离合的；形容词区分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即属性词，也叫区别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轻声儿化词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把一些词处理为可轻读可不轻读、可儿化可不儿化，减少了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把一些非句法结构的跨层结构视为词，如“的话、之前、之后、安于、处于、鉴于、借以、以至于”等，可谓独具慧眼，开汉语词汇化视角之先河。从上可以看出《现汉》所具有的学术水准和原创性。

　　“词典是进行规范化的最重要的工具”（吕叔湘、罗常培1955）。《现汉》本身就是奉国务院之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为落实和引导规范而编写的，因而在贯彻执行国家发布的一系列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上，《现汉》有很强的使命感，每一版修订都把跟进新的规范标准放在重要位置。《现汉》所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规范观。一方面，《现汉》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已颁布的有关规范标准，维护国家标准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又妥善处理少数现有规范标准与语言实际相违的情况。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曹先擢（2002）指出：“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评价客观、中肯，已成为辞书界和语文学界的共识。

　　“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断地修订”（吕叔湘1998）。从1956年7月开始编写算起，《现汉》已走过了61年历程，迄今修订了6次，发行6000余万册。　　

　　《现代汉语词典》多次修订新增大量新词汇

　　《现汉》每版修订都努力反映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方面发展进程中涌现的新事物、新概念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及人们的新观念。在7个版次中，第3（1996）、5（2005）、6（2012）版修订力度较大，每版增收的新词新义均在4000条以上，及时记录了伟大时代变革的身影和步伐。即使修订量较小的第7版也不例外：新增的200多条新词中就收了反映信息化、高科技时代特点的“互联网+”、“二维码”、“大数据”、“三维打印”等词； 2013年，我国宣布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7版及时增收了“防空识别区”一词；上海自贸区公布对外资开放的“负面清单”，7版也收了这个词；“工匠精神”、“光盘”、“光盘行动”、“网葬”、“点赞”、“正能量”、“正效应”等词语的收录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的社会风尚，与此同时也以批判的眼光收录了“土豪”、“炫富”、“享乐主义”等消极义词语；“四个全面”、“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等词语的收录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 “八项规定”、“打铁还需自身硬”、“党规”、“灯下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反腐倡廉”、“亮剑”、“零容忍”、“裸官”、“丹书铁券”、“铁帽子王”等新收词语是中央从严治党的写真。历版《现汉》还收了许多反映我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词语，如“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三顾茅庐”、“见贤思齐”、“上善若水”、“海纳百川”、“徙木立信”、“一诺千金”等。一些励志的成语名言也择其要者予以收录，如“囊萤映雪”、“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壮士断腕”等。总之，《现汉》通过收词、释义、举例，既鲜明地弘扬当代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也润物无声地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为当代所用。《现汉》在促进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和语文教育、文化建设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新华字典》一样，成为人们案头常备的最有用的语文工具书。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世界各地要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已经走出国门，各国人民不仅通过它们学习我国通用语言文字，而且还从中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这“二典”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使者。 

　　（本文系2017年9月12日作者在首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上发言的摘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