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言”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为“雅言”是指当时的普通话。如杨伯峻先生翻译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其实这样理解“雅言”也是误解。
语言学界常有专家主张古代的“通语”、“雅言”就是古代普通话，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西汉扬雄著《方言》，其中出现了很多“通语”的说法，语言学家认为“通语”与书名“方言”相对，正说明“通语”就是当时的普通话。其实这是误解。“通语”在《方言》中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只云“通语”，如：“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第二种形式是“××通语”。如：“悼、惄、悴、憖，伤也。自关而东汝颍陈楚之间通语也。”“昲，晒，干物也。扬楚通语也。”第一种形式的“通语”容易被理解为全国通用的口语。但扬雄这里所说的“通语”，是从词汇角度谓某个地域通用同一个词，非指语音相同。“好，其通语也”，只是说“好”这个词在秦晋、宋魏、燕代等地区通用，但《方言》中完全没有涉及其读音是否相同。直到现在，“好”不但在普通话中存在，也在各地方言中存在，但普通话读音是第三声，山东话是第二声，而山西话则读第四声。只有第三声才是普通话，山东话、山西话只是方音。难道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这个“好”字居然天下读音完全相同，所以扬雄才把它称为“通语”？显然是不可信的。
尤其是第二种形式，更能说明将“通语”与普通话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所谓“扬楚通语”、“汝颍陈楚通语”，明显是指某个词通行于扬、楚，或通行于汝、颍、陈、楚，通行的地域大小是不等的。除这几种，还有“秦晋通语”、“赵魏之间通语”、“北方通语”、“中国之通语”、“四方之通语”、“楚郢以南东扬之郊通语”等说法，全书共出现了三四十种“通语”。但这种“通语”都不是普通话的意思，并不是指这些词读音也相同。把“通语”与“普通话”画上等号，纯属想当然的行为。现代普通话的第一要素是语音（尤其是声调），衡量古代有无“普通话”也应以语音作主要标准。而《方言》中的“通语”只是词汇相同，读音尤其是声调是否一致无法确定，所以与今天的普通话本质完全不同。更何况，《方言》提到的“通语”词汇才几十个，且只通行于范围有限的地域，与方言词汇相较比例悬殊，靠这几十个词汇就说当时天下有普通话，未免太过以偏概全了吧？
“雅言”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为“雅言”是指当时的普通话。如杨伯峻先生翻译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话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用普通话。”其实这样理解“雅言”也是误解。
最早为《论语》作注的孔安国、郑玄，都没有将之理解为与方言相对的所谓普通话。皇侃《论语义疏》引“子所雅言”孔安国注云：“雅言，正言也。”那么“正言”何谓？郑玄曰：“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郑玄说的“正言其音”，容易令人引起“正音”的误解，“正音”似乎就是与“方音”相对的普通话。其实郑玄说的“正言其音”是与下句“不可有所讳”联系起来谈的，这里的“正言”是与“讳言”相对，而非与“方言”相对。所谓“讳”即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涉及口语与书面语的特殊现象。《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表现在口语中，举凡“尊者”、“亲者”、“贤者”的名字，都要“讳言”，也就是避开不说，或改变原来的读音。表现在书面语上，要换成另外一个意思或读音相近的字，或改变原来的写法，如后世的缺笔然。但避讳有例外，《礼记·曲礼上》：“《诗》《书》不讳，临文不讳。”皇疏引此句并释云：“若读书避讳，则疑误后生。”也就是阅读《诗》《书》时，为避免贻误后学，不需避讳。因大家读《诗》《书》要避的讳有同有不同，各种讳加起来数量巨大，《诗》《书》的阅读和理解就会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所以郑玄才说在阅读“先王典法”时，只有“正言其音”而不避讳，才能做到“义全”，后学才能正确而全面地理解。从《礼记》的规定来看，孔子不避私讳，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当时的礼法就是如此。“子所雅言”郑玄注“正言其音”，朱熹注“雅，常也”，都是指按照《诗》《书》书面语的正常发音阅读，不因避讳而改变读音。皇疏又云：“六籍皆正言，独云《诗》《书》《礼》者，举一隅余三隅可反也。”皇侃认为“不讳之书”不只是《诗》《书》《礼》，而是“六籍”即六经都需“正言”而不必避讳。显然，这里的“正言”并非普通话的意思；否则，很难理解先秦经典为何分成用普通话读与用方言读两类。
语言学家认为古代有普通话，还有一个原因，即先秦书面语的词汇、语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口语中必有普通话才能做到。如周祖谟先生说春秋战国有“共同语”，理由是“这件事实可以从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典著作在语法、词汇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证明”。但书面语的一致，并不能逆推出口语一致，更不能得出语音也一致的结论。现代学者写白话文章，所用词汇、语法都是一致的，但并不能说明这些学者都会说普通话。古代同样如此，文言书面语的统一是“书同文”的结果，并不能说明当时的口语是完全一致的；恰相反，正因为当时“言语异声”，才出现了书同文的政策。
提到“书同文”，人们容易想起秦始皇，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书同文字”。一般人是如此，连大多数研究专家也不例外。其实，“书同文”本曰“书同名”，早在秦始皇四百多年前就在《管子·君臣篇》中提出来了。其后孔子从礼乐的角度论述君臣的知本守位，几乎是重复了《管子》中的话：“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庸》云‘书同文’，《管子》君臣篇云‘书同名’，《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台刻石》云‘书同文字’，则‘名’即文字，古今异称之证也。”对“书同名”或“书同文”，自古就没有人怀疑过。如郑玄注《礼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云：“今，孔子谓其时。”明确指出书同文是孔子的时代。宋人多有议论书同文者，以洪迈所论最详。洪迈《容斋随笔》有“三代书同文”条，以《诗经》《左传》的人名相同或句法相类为例，说明先秦文言书面语的统一正是书同文的结果。
周代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将书同文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措施，“正名”、“制名”作为书同文的一部分，都是为了统一书面语。古人十分明白，文字是人为制造的，自然也可以人为改变以达到统一；但口语是自然形成的，试图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不同方音的统一，显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