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于1927年赵元任在清华学校研究院任教。赵先生自幼会说几种吴语，这对吴语的调查工作十分有利。田野调查需要在本地找发音人，在本地进行调查，在本地归纳音系，做材料的整理、记录，用国际音标记音，并进行材料的核对，这套操作程序，成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工作典范。
赵元任后来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语言组工作，与其助手一起，相继开展了六次大规模的方言田野调查，包括两广（粤语）（1927、1928年间）、陕南（1933年）、徽州（1934年）、江西（1935年春）、湖南（1935年秋）、湖北（1936年）等地的方言。最早整理出版的是《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38年书稿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由于抗战，延宕至1948年才正式出版。该书的写作体例、论述规范、内容编排等，成为汉语方言调查报告的标尺。赵元任在该书有如下说明：“方言跟方言间的分界有颜色跟颜色的界限那么糊涂，而所含的因素比颜色和颜色的分别还要复杂得多。所以把一省的方言大致分为几区是容易分的，而在区间交界的地方指出某地一定是属哪一区而不属隔壁的一区，有时就做不到。”比如湖北省东南角与江西相邻的咸宁、黄梅等地，其人称代词用“渠（伊）”、领属标记用“个”，为赣语型；而湖北大部分方言则分别用“他”、“的”，为官话型。
从李方桂发表“Languages and Dialects”（1936—1937）、赵元任发表“Language and Dialects in China”（1943）开始，汉语方言的分区、分类成为汉语方言学乃至汉语语言学重要的议题之一。对汉语方言做出各个层级的分类，旨在说明方言之间的共时差异及其历史源流问题。
典型与非典型之分的提出，既基于方言学上的“特征”具备与否，也兼顾地理上“中心”与“边缘”之分。典型性方言应具有唯一或数量更多的特征，非典型方言则不具有唯一或数量上较少的特征。地理上典型性方言往往也是中心地带的方言，非典型性方言则是边界地带的方言。如晋语的中心地区，范围大致包括以山西省中部汾河两岸为核心的并州片和吕梁片大部分的方言，在语音特点上，中心区的晋语入声分阴阳，有比较复杂的文白异读；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不送气塞音、塞擦音的，只见于并州片太原小片的部分点（不包括太原）；“支微入虞”现象除了见于并州小片部分点，还见于吕梁片汾州小片的部分点。
边界地带的方言在语言特征上往往表现出边缘性或跨界性，分区、定性上会体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提出把塞音、塞擦音是否三分（如“帮滂並”、“端透定”、“庄初崇”等）看作是吴语的典型特征，既然是用作分类的“特征”，应满足“对内一致、对外排他”的基本标准。但是，运用该标准时还需考虑到地理上是否邻近，塞音、塞擦音三分除了见于吴语，还见于湖北、湖南、江西的部分方言，但这些方言所处的地区与吴语在地理上不邻接，因此即使符合“三分”的标准，也不算吴语。又如晋语，指的是“山西省及其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既有语言学本身的特征，也要看地理上是否连续，所以陕北、豫北、冀西南、内蒙古黄河以东中西部地区，与山西省在行政边界上是紧挨着的，同时也有入声，可归入晋语。
汉语方言的分区以地域为基础，但仅凭一条特征，往往无法准确地将方言进行分区、分类，还要提出多条典型性特征并综合运用，根据特征共享数量来定。比如吴语，除了塞音、塞擦音三分，还可以加上“打”字读德冷切、麻韵二等后高化、咍泰有别且佳泰同韵。比如杭州话，只有第一条和吴语相同，后面三条和官话相同。杭州话受北宋末年南迁的汴洛官话影响，市区话是“方言岛”，与杭州周边以外的方言很不一样，但并非与周边吴语格格不入，仍有不少重要的共同特征，加上与吴语区地理上毗连，因此《中国语言地图集》旧版、新版都将其定为吴语太湖片杭州小片，是合理的。
边界方言与行政边界的关系分重合与不重合两种，后者居多。行政边界有各个层级，方言边界也有单点方言、小片方言、片方言、区方言等不同层级。方言边界与行政边界，在地域范围上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乡、村级的方言边界一般不予考虑。
当然，不排除少数 “十里不同音” 的极端情形，有的地方同一个乡的不同村之间的方言也可能不一样。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茯荔村委下的杨家自然村，一百多年前从广东郁南县迁来，由于受周边桂北平话的影响，自称所用的语言为“土白话”，外人称其为“广东话”，该村的方言成了粤语、平话特征兼具的土话。这种亦“粤”亦“平”的性质，导致灵川杨家话成为边界性方言。再如，广西贺州市八步镇有个鸬鹚屋，该村的先民宋末从广东迁至广西桂林府灵川县大圩镇毛村，乾隆年间毛村人的一部分来到贺县，差不多150年前到了八步镇厦良村，他们所说的方言叫“鸬鹚话”，从性质上看是桂北平话的一种，但也兼具其他方言的属性。
一县之内分两种（或以上的）方言，虽不普遍但也不罕见。位于福建、浙江边界地区的浦城县，境内方言分两类：县城南浦镇以及北部说的是吴语型的浦城方言，南部的石陂、临江等乡镇说的是闽北型的石陂方言。其中临江话是种南北过渡性质的方言，夹有好些接近浦城方言的成分，但基本特征跟石陂水北方言相同，其亦“吴”亦“闽”的边界性质包括：（1）临江话的阳平字“爬除曹穷”等字可读浊音声母，也可读清音声母；（2）临江话“冷、分（给予动词）、飞、猪”的说法是吴语型的，有别于闽语型的“寒、乞、越、豨”。吴、闽方言在浦城县正好分界，但处于边界地带的临江话，其语言特征也具有边界性质。
江苏丹阳、金坛、溧阳、高淳等县也在其境内出现了方言分界。以丹阳为例，其东部吕城一带和武进话相近，有浊音，入声分阴阳；中部丹阳城镇一带单字古浊塞音、浊塞擦音读不送气清音，但连读时仍有浊音，入声分阴阳；西部河阳一带浊音基本消失，入声只有一类。入声分两类、保留浊音的为吴语型方言，入声一类、浊音消失的为江淮官话型方言。
方言分区跟音位归纳一样，有多种可能性，方言区划和界限并非绝对，方言区之间的交往、人口的往来流动，都会促使方言区边缘存在模棱两可的方言，导致方言归属的争辩。从词汇、语音等不同角度分出的方言边界可能不一样。另外，调查边界方言时，就语音调查来说，从方言本身的过渡性、边缘性考虑，应注意调查的方法，单字调查和词汇调查最好都要使用，因为单字音往往会更表现出边界性，词汇音则通常更“本土”；文读音会更容易表现出外来的影响，白读音则通常更“本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