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原住民文化展示交流空间——澳大利亚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诞生与发展
2021年03月15日 09: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5日第2125期 作者:刘雨微

  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都曾经因为遭受殖民统治而深受精神创伤,其族群社会也因此变得粒子化。直到如今,“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仍在不断寻找文化归宿。与自身的历史重新建立联系,是恢复原住民文化身份的方法之一。这其中,通过与博物馆开展合作,原住民可以找回失去的传统物质文化遗产,恢复传统的庆典仪式,传承并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语言。而一旦实现了文化体系方面的统一,原住民就可以自信地从自我角度向公众普及原住民文化知识。澳大利亚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Bunjilaka Aboriginal Cultural Centre)是当地原住民引以为傲地展现其自我代表权的机构之一,也是一个可以促进不同原住民社群之间交流互助的空间。它创造了一种整体化、沉浸式的文化学习体验氛围,挑战了澳大利亚公共博物馆的殖民叙事;同时也能够唤起来访者对殖民系统的反思,并使得原住民争取社会正义和权利的斗争更加合法化、更具正当性。

  西方公共博物馆的殖民叙事

  为了更好地认识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重要性,我们需要了解西方公共博物馆的历史,这是因为西方的公共博物馆体系,深刻影响了部分澳大利亚人对“现实”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的西方公共博物馆与殖民政府等一起,促成了英帝国对殖民地原住民的镇压和剥削。澳大利亚学者保罗·特恩布尔(Paul Turnbull)认为,在进化论的启发下,欧洲学者开始使用生物学方法分析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英国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利用骨学来解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间的社会差异。因此,他们开始收购原住民的遗体,并将其作为研究样本使用。而欧洲殖民者对科学研究、学术头衔和丰厚利润的渴望,客观上加剧了殖民地原住民所遭受的暴力侵害和剥削。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是如此。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唐纳德·汤普森(Donald Thompson)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澳大利亚各地原住民的语言、文化、亲属制度和社会结构。他在约克角半岛、阿纳姆地、大沙沙漠和吉布森沙漠进行了重要的田野考察。虽然从我们如今的道德观点来看,汤普森的善意并不能弥补他的盗窃行为,但也不能否认,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汤普森倡导给予原住民各项基本权力,包括土地所有权、自治权和践行其文化信仰的权力等。他收集了7000余件文物,目前这些文物被长期租借给了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博物馆。也许在汤普森看来,这些藏品令人惊叹地展示了原住民的智慧,但对于许多没有足够文化背景的游客来说,这很容易令他们将原住民视为“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尽管如此,许多19世纪的博物馆馆长还是痴迷于囤积和研究原住民文物与遗迹。1869年,时任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杰拉德·克雷夫特(Gerard Krefft)在新南威尔士州惠灵顿山谷的洞穴中发现了一颗人类牙齿化石。他研究后认为,这颗牙齿的特征与史前时期欧洲曾经出现过的克罗马农人的牙齿特征相似。因此,克雷夫特援引优势种族进化论得出结论,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方面还处于原始状态,并且原住民的先天生理特征决定了其社会发展将停滞不前。

  在这种语境下,当时的英帝国政府广泛使用类似的科学措辞去证明其殖民政策的合理性。例如,在1897年颁布的《原住民保护法》中,维多利亚州政府规定,允许“高等”白人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如孩童一样的原住民”。但在实际效果上,该法对原住民居住、就业和婚姻的规定不利于维持他们的文化完整性和政治自治。同时,殖民者还在博物馆中展示原住民的物品和骨架以证明白人的“优越性”。总而言之,在当时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博物馆中,通过筛选藏品来引发人们对被殖民者身份的误解,灌输带有偏见的印象是常见现象。此外,殖民政府还利用其所营造的原住民形象挑起种族仇恨,进而为其剥削原住民社群做辩护。

  展示原住民文化身份和历史

  2000年10月,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在翻新后的墨尔本博物馆开幕。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Monash University,又译为莫纳什大学)蒙纳士原住民研究中心教授莱内特·罗素(Lynette Russell)的帮助下,居住于维多利亚州的库里人(Koori)原住民群体成员与墨尔本博物馆合作,纠正了博物馆过去对原住民社会生态的不实陈述。从实际效果看,这一时期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从反对殖民主义的角度展示了库里人的文化与身份。例如,在“库里之声”环节,现存的库里人成员以音频方式介绍了他们的家庭、庆典,讲述了其与贫穷苦难等斗争的故事。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实践效果表明,与学术论文或单纯的物品陈列相比,口述资料在帮助访客了解库里人的真实生活方面更加有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展示,莱内特·罗素提出,当时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有三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一是展厅光线太暗。过暗的灯光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游客对原住民异域化的刻板理解。其二是为了达到反对殖民主义的目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展示将历史名人剥离出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例如,“两个法律”环节展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阿伦特人(Arrernte)首领伊洛普姆韦(Irrapmwe)和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1860—1929)的假想辩论视频。在其中,伊洛普姆韦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政治学观点评判斯宾塞,将斯宾塞的复杂历史身份简化为臭名昭著的经验主义人类学家。其三是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没有设立专门的展厅展示欧洲人到来之前库里人的生活。在缺少这一阶段相关展示的情况下,游客很容易把库里人的历史理解成被动的反殖民故事,并认为其缺乏内在的自主文化发展,这极大地削弱了库里人对其文化独特性和土地所有权的主张。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人们对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进行了改建,新建的场馆保留了旧馆中与历史不公正问题和原住民为争取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等相关的展示,但其叙述语气已从反殖民转变为非殖民。根据该中心首席策展人吉纳维芙·格里夫斯(Genevieve Grieves)的说法,新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旨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文化的连续性以及“现实”的多样化表现。该中心的改建工作受到公众的高度重视,库里人在展馆设计中的参与程度也有所增加。库里人社群的积极参与再次展现了原住民文化的活力和韧性,库里人成员也可以再次自豪地展示他们所独有的文化和身份。

  展现原住民文化  增强认同感

  在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筹建阶段,十余位原住民长老和受人尊敬的成员组成了Yulendj小组。Yulendj在库里语中的意思是知识和智慧,这一小组体现了原住民在有关建设工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参与既有利于保证所展示的文物不违反库里人法律,也没有凌驾于库里人的集体意见之上。此外,通过存取和识别被殖民者盗走的物品,库里人加强了与祖先和当代成员之间的文化联系与身份认同。

  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展示还有助于增强原住民游客的文化自豪感和他们彼此间的关联。在名为“相聚”的展示环节,一台老式点唱机循环播放着6首具有标志性的当代原住民歌曲,反映了原住民的生活和情感经历。这些歌曲还涉及社会运动,并鼓励年青一代勇于接受原住民身份。例如,彩石乐队(the Coloured Stone)的歌曲《黑男孩》(Black Boy)中唱到“黑男孩,黑男孩,你肤色是你的骄傲和快乐”。这首歌所抒发的真挚情感及其对原住民共同坎坷经历的渲染往往可以打动原住民游客,令他们感到自身与历史、库里人群体,乃至更广泛的澳大利亚原住民群体都建立起了联系。

  新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展示了独特的库里宇宙学(Koorie cosmology)及其在文化实践中的应用。在“我们的故事”环节,中心展示了与欧洲人接触之前那一阶段的库里人历史。在模拟黑暗巢穴的影院内,有着象征库里文化中的创世神邦吉(Bunji)翅膀的白色动态雕塑,游客可以看到图案化的灯光投射其上,同时听到由自然界的声音、库里语和英语共同讲述的创世神话。神话的内容显示,在邦吉高歌时,他创造了一切生命、自然环境和规范社会行为及人际关系的法律。通过聆听、观看和感受这个特别的空间,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体验库里人感知世界的方式。这种库里人与自然界及其祖先之间的联系,贯穿了新的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的所有展览。例如,关于库里人如何挖根菜的展示环节,强调了从整体上了解库里文化的必要性。参观者可以看到一幅妇女挖山药的绘画、三根半埋在地中的挖土杆以及一个装有山药的编织篮。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欣赏一首库里人在挖山药时经常吟唱的民歌“Twaga Wuleli Bulok”,歌词大意是“山药在哪里?妇女和女孩儿们都在挖山药;她们把山药放在小袋子里带回营地并交给家人。我挖,我们都在挖;没有饥饿;我们都在唱歌,回来吧,那许许多多的山药”。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演唱新版本的采山药民歌,当代原住民振兴了古老的文化习俗。这个事例或许可以说明,仅仅依靠文物本身难以发挥保留文化内涵的作用,只有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积极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点。同时,民歌中鸟声、昆虫声、风声和打击乐的声音不断交织,这种多感官式的展览体验能够使游客联想到库里人的祖先、库里社群以及他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这首民歌向游客展示了库里人对土地的了解、对丰收时间的掌控以及长辈向晚辈传递知识的习俗,它也能够帮助游客从更为多样化的角度看待和理解现实。

  此外,这种多感官式的展览体验还有另一重意义和价值,即能够展现殖民统治下原住民的亲身经历,并以此鼓励人们对历史进行道德反思。在名为“天花”(Meen Warann)的展示环节,游客们需要穿过一条用白色黏土帽装饰的黑暗走道,听到用英语和原住民语言共同唱诵的悼念歌曲《豪猪》(Chuul’yuu Will’yuu),看到林荫道两旁林立的树形走廊以及树木后面那一张张涂着白色条纹的当代库里人面孔,这些既现代又传统的展示方式都表明库里人一直重视哀悼丧亲的传统,即使因疾病肆虐痛失亲人,在悲伤哀悼时也要坚守自己的习俗。悲伤能够让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促使他们共渡难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沉浸式的悲伤能够唤起游客的同情心,并激励他们反思历史上的殖民活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此外,库里人为维护自身文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能改变游客对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在避免展出大量暴行证据和对受害者进行单方面指责的情况下,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希望公众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并反思殖民主义及其影响。

  正如当代其他原住民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展览一样,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展现了库里人为捍卫自己的文化和权利所做的努力。它批评了部分公共博物馆把原住民定义为落后人群的殖民叙事方式,通过分享原住民的欢乐、艰辛、自豪、奋斗和希望唤起了一种文化归属感;对库里人来说,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促进了其文化的复兴,加强了库里人个体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热爱和接纳;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言,邦吉拉卡原住民文化中心展示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韧性,让人们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每个人都选择积极继承其文化身份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可以和睦共处的,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每一个人亲身感受、相互尊重、彼此沟通、共同分享。

  (作者单位:纽约大学斯坦哈特文化、教育和人类发展学院)

  

  链接:

  “被偷走的一代”(the Stolen Generation)实质是澳大利亚同化政策的产物。1997 年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披露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土著人儿童被迫离开家园并接受白人家庭抚养的事实,从而这一问题引起了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视,这些土著儿童因此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这种对土著血统儿童实行的强制同化显现了澳大利亚建立同质社会的企图。然而随着对“被偷走的一代”及其家庭悲惨命运的大量揭露,这项措施不但离澳大利亚建立同质社会的目标愈行愈远,也充分体现了澳大利亚的错位文化特征。

  澳大利亚对土著的同化政策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初的对象主要是土著的混血儿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象扩大到所有的土著人。为了使土著能够被同化,除实施欧化教育外,还采用了一些措施诸如给予土著一些基本的社会待遇和权利,以有利于同化的实现。其中对混血土著儿童实行强制同化是土著同化政策实施初期的主要措施和内容。早在1910年澳大利亚就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的土著儿童。他们多数由教会和孤儿院抚养,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庭中收养,接受同化教育,让他们学习白人文化,最终回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中。这种对土著混血儿童强制实施欧化教育的措施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有近10万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

  这些“被偷走的一代”长大后也并未如预期一般真正融入到白人文化中。丧失了民族特性和归属感的他们如同夹在两个世界之中,一面是白人文化生活中的各种规则,一面是已经陌生遥远的传统民族文化。他们固然与祖先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既回不到过去,也不属于现在。虽然放弃了自己的种族身份,但也难以被澳大利亚社会所接纳,仍然以社会边缘人的身份存在,直到1967 年他们才被计入澳大利亚联邦人口统计之内。

  “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同化政策的先导和重要措施。它的产生、发展和湮灭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这一过程凸显了澳大利亚的错位文化特征。

  ——节选自《错位的文化——从“被偷走的一代”看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名作欣赏》2012.05,罗文彦,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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