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以其对怪诞、暴力和恐怖一以贯之的描绘，成为美国文坛独具风格的作家。她的小说不仅涉及美国南方的风土人情，还将关切目光投注到纠缠着美国历史的种族冲突中。《审判日》是奥康纳的最后一部短篇小说，也是对其短篇小说处女作《天竺葵》的改写。这一对自己作品的重新审视，不仅暗合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也反映了奥康纳对南方共同体既缅怀又批判，对黑人既同情又恐惧的矛盾态度。现如今，不平等的种族关系仍然是分裂美国的重要因素。重读奥康纳，对于理解黑人继续争取平等权利的艰巨性具有重要意义。

　　对种族问题的认知与反思

　　《天竺葵》是奥康纳于1947年出版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中的第一部小说，而《审判日》则是在奥康纳去世后于1965年出版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中的最后一部作品。两者都专注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冲突，分享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框架：固守种族主义的南方白人主人公来到纽约，在与黑人邻居的交往中产生了严重的身份错位感。不同的是，奥康纳在《审判日》中加入了极端的暴力元素。康妮·安·柯克（Connie Ann Kirk）在《弗兰纳里·奥康纳》一书中提到：“那些探寻奥康纳对种族问题的态度的读者可能会发现，研究这个故事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是有益的。”追踪这一转变的历史语境可以发现，奥康纳对种族问题认识的深化与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黑人追求平等权利的运动经历了一个由缓和到激进的过程，这中间包括20世纪40年代黑人向联邦政府的示威，50年代黑人与白人种族分子之间局限于南方的对抗，以及60年代席卷全美的对立双方的暴乱。如果从某些时间节点或事件来看，就能更清楚地了解奥康纳的“改写”及其种族态度的转变有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历史背景。《天竺葵》写作及出版的时间恰逢民权运动的起步期，此时美国已经有超过20个州通过立法禁止政府雇佣中的种族歧视。但黑人获得事实上的解放远不是几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达成的，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和1957年的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成为黑人用行动争取平等的典型事件，这激起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双方的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呈愈演愈烈之势，并一直延续到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这一年奥康纳去世，《审判日》于次年出版。可以说，民权运动的发展作为一条暗线贯穿了奥康纳的整个写作生涯，而《审判日》对《天竺葵》的改写无疑是奥康纳对种族问题以及由它催生的民权运动的自觉反思。

　　黑人角色的转变

　　《审判日》对《天竺葵》最重大的改写就是对黑人角色描写的复杂化，一方面它改变了对北方黑人性格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极大丰富了南方黑人角色。《天竺葵》中刻画的“北方黑人”看到主人公达德利在楼梯间摔倒后热情上前搀扶，并主动与其攀谈。在将他安全送到家门口后，黑人“拍了拍老达德利的背”。但这一行为却让达德利感到愤怒和无助，在他看来黑人与白人之间拥有永远无法僭越等级的鸿沟。如果说此处的种族冲突主要是在达德利内心进行的，那么《审判日》则大大激化了这一冲突，并最终演变为一个伤人事件，友善的黑人邻居以暴烈的言语和行为回应主人公坦纳的白人优越感，这直接导致了后者的中风和死亡。奥康纳的这一改写意味深长，她已经注意到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对立并没有缓和反而愈加激烈。

　　及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的种族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并日益冲击着白人的身份认同。为此，奥康纳在《审判日》中加入了混血黑人福莱医生这个角色，打破了《天竺葵》中黑人和白人之间充满温情但又等级森严的结构设置。福莱医生是一个扰乱者，他因肤色被坦纳所轻视，但又以其巨大的资产威胁着南方的等级秩序。他不仅买下了坦纳代表白人身份的土地，还试图让其为自己打工。面对福莱的步步紧逼，坦纳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肤色再也不是维持种族主义的合理依据。《天竺葵》对南方满含深情的回忆被《审判日》所揭示的残酷现实所击碎。奥康纳愈发清楚地看到，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南方基于奴隶制基础上的共同体的崩溃在所难免。

　　强化“回家”主题

　　《审判日》对《天竺葵》的第二处重要改写，在于主人公以充满悲剧性的方式将“回家”的意愿付诸实际，从而给“南方”这个空间位置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性。两部小说都将南方与庞大、复杂和无序的纽约相对比，从而为前者蒙上了一层田园牧歌般的怀旧气息。但在《天竺葵》中的南方仅仅是主人公与黑人男孩雷比一起捕鱼、打负鼠的地方，而《审判日》则大大加强了与地理位置相连的种族记忆。小说花大量篇幅描写了坦纳是如何“操纵”黑人的，这是典型的种族主义的态度，但它却保证了南方秩序井然的生活。在坦纳看来，这使得南方从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变为他心中有着深厚情感连接的“家园”。因此，他“将他所有的精力都留给了回家的旅程”，“到家事关重大，至于死了还是活着，无所谓的”。可既然奥康纳已经看到种族主义在南方的失势，有等级的共同体已然崩坏，为何还用饱含同情的笔触描绘坦纳即使中风仍不改回家的决心呢？

　　奥康纳本人生长于南方的“圣经地带”。因此，她笔下的南方一方面有其难以摆脱的历史重负，但另一方面又以其神圣性成为奥康纳的精神归所。因此，较之《天竺葵》，《审判日》增添了浓厚的宗教性——从篇名到整体构架，小说都是围绕着“审判日”来进行的。但不管是自己的女儿还是那位黑人邻居，都对坦纳念念不忘的“审判日”嗤之以鼻。对于生活在工业化大都市的他们来说，坦纳的宗教信念只属于亟待改革的南方。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坦纳宁愿回去给黑人打工，也不愿留在纽约。奥康纳于弥留之际写下《审判日》绝不是巧合，她相信比之于民权运动的暴力，宗教也许更能为种族问题提供启示。

　　从《天竺葵》到《审判日》，横跨18年的对自己作品的改写足以说明种族问题对奥康纳的重要性。她也从单纯地批判奴隶制，转变为深入反思民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最终不无疑虑地回到了自己的天主教信仰上。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