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东干学是19世纪末迁居中亚的中国移民引发的一门学问。世界各国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主要分为四大块：东干历史研究、东干文化研究、东干语言研究、东干文学研究。国外的中亚东干学研究早期以苏联及俄罗斯学者为代表，近年来出现了美国学者梅维恒、澳大利亚学者葛维达、挪威学者何莫邪等。中国学者关注中亚东干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介绍，21世纪以来中亚东干学研究得以全面繁荣，出现了像《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进行中亚东干学研究的“学术升级”，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笔者拟从问题、方法、平台三个方面思考此问题。“学术升级”意在使中亚东干学研究水准得以提升，让其成长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学术高地。

　　研究内容的学术升级

　　问题意识对一个学科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据中亚东干学时间向度的研究比较多，关于空间向度的成果尚显薄弱，研究问题的学术升级需要从时间走向空间，在时空对话中探寻新问题。

　　着眼时间向度的研究，重在介绍中亚东干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历程。此类研究在一个学科的初始阶段是十分必要的，但当研究者已掌握该学科的基础资料后，由时间转向空间，进而开展时空对话则是学术研究升级的必要路径。

　　中亚东干学研究由时间转向空间，并不是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现代“空间诗学”及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地理空间”等理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新的学术空间坐标下思考东干学研究的价值。以中亚东干文学为例，可在海外华人文学、丝绸之路文学等学术空间坐标下开拓中亚东干文学研究。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视野下，中亚东干文学是海外华人文学中用中国西北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特例。在丝绸之路文学研究视野下，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文学研究繁荣，但中亚地区的文学研究属于一片学术洼地，中亚东干文学研究的深入会改变丝绸之路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把中亚由丝绸之路上的学术洼地转变为学术高地。研究转向时空对话，意味着研究要走向问题现场。研究者不仅需要去中亚实地考察研究对象，还需要把问题视野从某种单一学科的束缚中拓展开；不要孤立看待中亚东干学研究的某个问题，应该从问题产生的时间及空间语境中去思考问题。比如，新近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提出，1957年中亚东干族作家亚瑟尔·十娃子到访中国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从时间向度来看这是中亚华人作家与中国文学界的一次重要接触，从空间向度来看这是中亚与中国两大板块的作家之间的对话。这两大文学板块的对话，不但从语言学角度提供了一种用字母拼写中文的例子，而且为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挑战。如此研究具有时空对话意识，其时间观念没有局限在中亚东干文学本身，而是从中国与中亚两大空间的联系中去思考1957年这个时间节点的意义；对研究问题的把握也没有局限在中亚东干文学本身，而是从语言学与文学结合的角度思考中亚东干文学发展对整个华人文学界的意义。

　　研究问题由时间走向空间，特别是从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与中亚两大文化空间来思考中亚东干学的学术问题，成为中亚东干学研究进行“学术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

　　研究方法的学术升级

　　中亚东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升级，就是对其研究理论的反思与建构。中国学者刘登翰曾说，“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

　　在中亚东干学研究发展的初级阶段，中亚东干文化主要是以一种新的研究资料出现在学界面前，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翻译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利用中亚东干族的资料展示了多种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比如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的《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今天，我们思考中亚东干学研究方法的学术升级，就需要从作为资料的东干学走向作为方法的东干学，思考中亚东干学能够为某个学科研究提供的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是什么。

　　例如，亚瑟尔·十娃子有一首诗《北河沿上》。诗歌书写了中亚居住地“居乡”，也书写了他在中国原来的居住地“原乡”。两种家乡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显示了中亚东干人既心系民族文化传统，又直面民族现实处境；既能让曾经的故乡以原乡形式在内心得到安放，也能让眼前的异乡以居乡形式在脚下得以扎根。东干文化中这样的家园建构方式，在海外华人文学发展中具有普遍启示意义。学界常说海外华人文学有“落叶归根”“落地生根”“灵根自植”等发展阶段，“根”与“叶”的辩证关系贯穿始终，可以概括为“二元联系”“二元分立”“二元对立”等。由中亚东干文学中的家园空间来看，居乡与原乡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根”与“叶”的关系。中亚东干作家把两者关系处理为既联系又区别的张力关系，可以说是对海外华人“根”与“叶”关系的一种新思考。这种思考对海外华人处理中国文化与居住地文化的关系是有方法论层面的启示意义的。

　　中亚东干人身处东西方交融的文化语境中，中亚东干学研究能否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将是该学科未来研究中“学术升级”的关键。

　　研究平台的学术升级

　　中亚东干学研究能够得以稳定而持续的发展，还需要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平台给以支撑。这些学术平台包括研究队伍、学术会议、学术刊物等。

　　中亚东干学的研究队伍近年发展较快。仅从中国来看，从最初的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初步介绍，到后来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众多学者加入，中亚东干学研究队伍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学术带头人带领博士、硕士等学术团队开展研究的格局。各大学的中亚东干学研究也各有所长，这将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动力。未来各高校间如果能就学术研究队伍的建设达成一种良性合作机制，各高校研究各有所专，研究者能定期去不同高校交流，将有助于研究队伍整体学术水平的提升。

　　学术会议的持续出现，也是近年来中亚东干学研究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众多学术会议的举办，为中亚东干学研究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不过，多次学术会议交流中都或隐或现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把中亚东干学研究有意无意地归为民族学研究下的一个分支，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圈内热闹而圈外冷寂，进而导致学科发展思路的封闭。中亚东干学研究的学术会议举办思路需要从民族走向跨民族进而走向国际，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思路来筹办相关会议，如此才能把这个学科的学术会议交流平台推向国际。

　　学术刊物是目前中亚东干学研究平台建设的最薄弱环节。目前，仅有《回族》和《中亚研究通讯》等刊物，尚没有高水平的学术刊物出现。中国国内已有的学术刊物曾经陆续开设过中亚东干学研究专栏，但专栏无法长期定期开设是制约中亚东干学研究成果稳定产生的瓶颈。

　　总之，中亚东干学不应仅限于学科自身发展的内涵式理解，而应从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和当下态势中发现其研究的新价值。“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人文交流的升温，为中国学者开展中亚东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期待通过问题、方法、平台三方面的“学术升级”让中亚东干学成长为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块学术新高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内外回族文学比较研究”（17BZW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