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源于中文的译著已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当下英文世界重要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翻译出版了萧红、莫言等多位中国作家的50余部作品，曾获得古根海姆奖、美国国家翻译奖等奖项，其译作得到了许多西方读者和专业人士的认可，促进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中外文化交流架起了桥梁。

　　翻译创造“第三空间”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行为，也是受文本内部与外部诸多要素共同制约的复杂活动。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可将翻译因素及其研究分为“翻译内”与“翻译外”两类。“翻译内”指翻译内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涉及语码转换问题。而“翻译外”指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涉及各类社会问题。

　　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来看，葛浩文是一位善于进行系统运作的译者，他在翻译过程中不仅注意以内在“忠实”思想为指导来追求文本求真度，也重视翻译文本之外对于文本生成环境和务实度的观照。他的译内“求真”行为和译外“务实”行为，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跨文化传播“第三空间”特征。

　　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三空间”是指异质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语言文化空间。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提出的。“第三空间”既有第一、二空间的特征，又不同于第一、二空间，突出体现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混生文化现象”。文化“第三空间”或“混生文化”现象源自文化语境的弹性或流动性，这种弹性或流动性给互动者构建了一个具有文化间性的“第三空间”。在“第三空间”语境下，文化边际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可以通过互动双方的沟通，实现有效渗透和融合，甚至彼此转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等领域中的“第三空间”概念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推广，认为 “第三空间”是一种文化创新，在这里，本国和外国语言文化可以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对话，使交际者形成跨文化的复合人格，以适应当今世界不断增加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第三空间”理论指导下的跨文化传播者可以相互协商与调整，建立一种互惠互补、共生共赢的跨文化关系。跨文化传播中“第三空间”的特质与功能告诉我们，翻译是不同文字、文学和文化的融合，是跨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翻译创造着“第三空间”；译者葛浩文成功的秘诀恰恰在于不断构建复合文化身份、找准文化接口，并巧用“第三种视角”。

　　兼顾“我译”与“译我”

　　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是归化与异化的杂合体，只是主导倾向有所不同。意象的保留与删改更能体现译者对异域文化的态度和由他主导的翻译策略。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注重传达源语文化的异质性，超越了单一文化身份，建立了第三向度的文化身份。这种跨文化复合身份不是静止的，而是随文化交流活动的变化和文化的多样性不断重构。为了实现“我译”与“译我”的平衡与统一，既忠实于原文主题，又观照西方读者的接受性，葛浩文往往跳出中文原作，综合考量小说主题、内容以及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将作品进行融通再造，表现出带有鲜明自我印记与原作风格的“混生”或“杂糅”风格，呈现出译者的“第三种身份”，即中西方复合文化身份。葛浩文的创造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的词句，也体现在整体的风格重塑。毕飞宇的小说《青衣》，其标题所包含的形象与韵味难以向西方人一语传达，葛浩文将它翻译为“The Moon Opera”，这源自主人公筱燕秋曾出演的《奔月》一剧，既点出了主人公的成名剧，又隐约传达了“人生如戏”的主题。

　　翻译的作用在于传播人类共有的价值和精神。翻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交流必然依赖并取决于来自域外的他者的接受程度。葛浩文作为美国学者，对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译源选择上，除了个人爱好、译者责任等因素，葛浩文还考虑了目标语本土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学爱好。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选材上“文学性”突出，基本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取向和阅读期待。

　　跨文化传播是一种边际博弈，互动双方需要具有边际智慧，以开放的心态，开发和积累边际博弈的知识与技巧，通过自我收缩的过程达到一种和谐的相互渗透状态。边际智慧包括敏觉力与创造力两个要素。葛浩文在翻译中文小说时，非常注重对小说所涉及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他把翻译当成重新创作的过程，认为“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

　　杂合翻译策略（hybridization）是介于归化与异化翻译之间的“中间道路”，属于“半求真半务实”型翻译，是东西文化对话、互渗、共生的第三条道路，对于凸显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有重要意义。葛浩文创造性地利用这种策略，将莫言的小说《四十一炮》中的歇后语“张飞吃豆芽儿——小菜一碟”译为“the powerful Zhang Fei snacking on bean sprouts，easy as one，two，three”。他利用“powerful”一词，展示出了张飞“力大”的特点，既降低了译作的陌生化程度，又保留了“中国元素”；将“小菜一碟”译为“easy as one，two，three”（就像数1、2、3那样简单），既消除了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又增强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可见，“葛式翻译”的“忠实”不在语言层面，而在意义或文化层面。葛浩文能够灵活区分和识别跨文化互动与文学语境的多样性，协助互动者建立可供分享的沟通系统。在翻译活动中，葛浩文表现出了很强的创造力，他常巧妙突破主客体之间的文化壁障与误解，凭借同理心进入读者的思想和情感领域，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国际传播。

　　译作应忠于原文服务读者

　　葛浩文在英译莫言作品的具体实践中，表现出 “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务实” 等不同的阶段性行为特征，他努力在“求真”与“务实”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其译者行为规律可概括为“求真为本，务实为用”。有学者认为，葛浩文的成功之处在于具有较强的灵动性与可读性，他将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以生动、鲜活的状态，呈现给西方读者，意义深远。跨文化传播中有“主位”和“客位”两种视角，即从“自家人”或“旁观者”的视角去理解某种文化。而从相关译作和研究成果来看，葛浩文跳出了主客观对立的二元立场，将这两种视角有机结合起来，采用跨文化“第三种视角”，即中西合璧的视角，实现中西方文化的有效交流与传播。他用生动的语言和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方式，灵活使用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将古老的中华文明及其价值带到西方，给西方文明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参照，使人们看到文化共存和互补的重要性。

　　一部作品的最终译文不仅取决于原文，还取决于它的“服务对象”，以及译作接受地人们的语言习惯、审美口味、公众心理等非语言层面的因素。葛浩文认为，翻译的本质就是阐释、折中与重写，译者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更要对得起读者。他从跨文化“第三种视角”，寻求话语共同点与价值共识，以此来触动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葛浩文曾表示，“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占据着一个特殊、近乎神秘的位置”，“世界需要通过文学观察中国，中国也需要通过文学来展示自己的真实形象”。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而言，葛浩文是一位出色的海外传播者。

　　新时代，我国新的社会实践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文学作品通过翻译的途径走向世界，也是“文化话语权”的体现，因而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既要有本土特色，又要与其他文化融会贯通。国际交流和传播是一个双向过程，巧用“第三空间”有助于消除误解，建构与传播好国家形象。拥有民胞物与的情怀、树立“美美与共”的心态，将有助于国际文化交流，促进各种文化和谐发展。这是“葛式翻译”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科幻小说英译研究”（17BYY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