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作为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经历了从哲学之“我思”到人类学之“结构”，从欧洲到美洲的双重“迂回之思”。正是经历这样“道阻且长”的曲折“出离”，列维-斯特劳斯才能重新“回到”欧洲，重新以“神话”的形式展开他的“哲学之思”。

　　1958年，法国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结构人类学》的出版，拉开了人文科学认识论的结构主义运动帷幕，也寓意着人类学家希冀通过实现“客观性”“全体性”认识的人类学人文主义，超越西方近代理性传统，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学本是西方近代学科分化的产物，其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他者”的现代未开化民族（或无文字民族）。因此，人类学家总是要“走出”他所属的“熟悉”的文明之邦，去陌生的“他乡”作田野考察。不过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田野考察经历是如此平淡无奇，甚至因其在专业方面有所欠缺而被人类学同行所诟病，然而很少有人类学家经历了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漫长的出离过程。事实上，结构人类学的形成不是缘于人类学传统的直线演化，而是走出近代西方哲学“我思”传统禁锢的产物。作为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经历了从哲学之“我思”到人类学之“结构”，从欧洲到美洲的双重“迂回之思”。正是经历这样“道阻且长”的曲折“出离”，列维-斯特劳斯才能重新“回到”欧洲，重新以“神话”的形式展开他的“哲学之思”。

　　从“我思”到“结构”的转变

　　列维-斯特劳斯早年主修哲学，成为一名人类学家实属“偶然”。然虽“事”有不期然，而有“理”寓焉。就个人而言，此缘说明列维-斯特劳斯“心智”具有“结构”特质。其一，列维-斯特劳斯不喜“重复”性地“反思”同一主题，而是倾向以“离心式组织的”形式进行“多层次”写作，把握差异事物的共同“结构”。其二，列维-斯特劳斯“心智特质”似不能接受传统哲学“玄学”式“化约”思维，更愿意在保留事物丰富性的前提下思考普遍性问题。当然，“结构”思维天赋只是列维-斯特劳斯倾向人类学之思的“私人”原因，而其走向“人类学”实是受惠于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启发，其中心理分析学、地质学与马克思主义三者扮演了重要角色。

　　首先是心理分析理论，此理论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启发不在于对“本我”意义上的“无意识”的揭示，而是对语言结构之“无意识”性的认识。虽然索绪尔语言学原则提出了符号“能指”的“无意识”，但正是列维-斯特劳斯借助心理分析理论才将“心灵”的“无意识结构”性揭示出来，从而把“意义”与“理性”联系起来。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摈弃了传统哲学对理性/非理性对立的理解，“因为正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最情绪性的行为，最不合理性的过程，还有那些所谓前逻辑的表现，才是最富有意义的”。这样，种种看来“非理性”的行为、表现乃至离奇费解的“习俗”“制度”并非是“我”所思之对象，相反，他们其实可以看成是以“他者”形式表现的“我”思本身，这就破除了“我思”之“迷思”。地质学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之“思”亦有特别的激发。列维-斯特劳斯少年时代常常置身于家乡高原旷野之中，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大自然多姿多彩的地面景观与令人沉湎的古代遗址并未吸引他的目光，相反，他乐于从岩石中“找寻两个不同的地层之间的接触线”，从地层的对比中发现“秩序”。因为不同地质时代之“物”可以重叠或并置于同一空间，所以我们无法根据“地表”来把握如此久远的“地质史”，而只能通过地层的对比分析，这其实就是一种“结构分析”。于列维-斯特劳斯，地质学的方法与心理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其是把弗洛伊德的理论视为将地质学的方法应用于“个人”之上。马克思主义是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之思的另一重要来源。列维-斯特劳斯始终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为他从马克思身上发现了一种对人类社会“客观”观察的“科学”态度，“追随卢梭（Rouseau）的先例，马克思证明社会科学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各类事件之上，正如物理学的基础并非建立在感官所能觉察到的材料上一样”。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三门学科都涉及如何处理“事实”的问题，而其方法一致，即“了解乃是把一种事实化约成另外一种”，从而在两种不同“事实”之间建立形态转化关系，这其实说明在对“事实”的把握上，主体的感觉与理性两个方面需要统一，“想达成一种超级理性主义，把感觉和理性整合起来，同时又不使两者失去其各自原有的一切性质特征”。这样一种“超级理性主义”可以说是对20世纪西方形而上学新形态的对抗，列维-斯特劳斯坚持哲学的“任务”是“了解存在与它自身的关系，而不是了解存在与我自己的关系”。

　　“元民族学”的诞生

　　1935年2月的一个清晨，列维-斯特劳斯携带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聘书，踏上了驶向南美航船的甲板，开始了他走出“本邦”的人类学田野之行。其间，他目睹了丰富奇异的自然景观，登临了风格迥异的海港，并很快领悟到研究人类学的一些方法诀窍。列维-斯特劳斯就此获得了在为时极短的观察中捕捉现象“特质”的能力。从1935年3月至1939年1月，列维-斯特劳斯任教圣保罗大学，其间曾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开展了三次规模不等的人类学“田野考察”，分别对南美印第安的卡都卫人、波洛洛人以及南比夸拉人部族进行了“探访”，对南美印第安土著人的社会组织、村落形态、审美观念有了直观的感受与把握。严格意义上讲，列维-斯特劳斯的“考察”不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因为其“考察”不是“静止”的，更没有绘制建筑“图纸”，只是在“即时”状态中进行“文化素描”。所以列维-斯特劳斯把握的不是“单一”部族，而是几个部族不同的文化“特征”的缀合。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列维-斯特劳斯此类做法不太“专业”，但这也使得他避免过分关注“局部”“个别”，得以在“系统”“关联”的层面了解南美土著文化。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早早就意识到自己是个书斋人，不是田野工作者”，所以他的工作与其说是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毋宁说是在“阅读”民族志的基础上，这使他发展了一种“元民族学”，即从全世界原住民的资料库取样，进行综合，展开大规模的泛文化比较。

　　从逻辑上来讲，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与浩博的人类学文献的结合，北美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空间。1941年5月，列维-斯特劳斯又乘船来到美国，开始了他的人类学理论实验。在此过程中，两位人物对他理论形成至关重要。首先是德裔美籍人类学家博厄斯。博氏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与对文化现象“无意识本质”的规定对列维-斯特劳斯有点化之功。不过，最终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创建人类学革命理论的是俄裔语言学家雅各布逊。雅氏为列维-斯特劳斯带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音位学”原则，由此使得后者从一名“尚无自觉的结构主义者”变成为自觉的结构主义者。20世纪40年代的人类学家已掌握了足够丰富的民族志材料，他们面临的困惑不是某一土著部落文化的“词汇学”，而是沟通不同土著部落“制度”的通用“语法”问题。列维-斯特劳斯在南美“游览”式的田野考察虽然不够“专业”，但其“哲学家”本色正巧突破解读单一土著部落文化“词汇”的局限，透露了对不同土著制度形式的比较视角。所以当接触到雅氏的“结构语言学”后，他将限于“语言”领域的音位学原则转换应用于非语言领域的“制度”之中，从而完成了他对“亲属制度”的“元民族学”考察。

　　《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的完成使得列维-斯特劳斯事实上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也使其在逻辑上实现了从“人类学”到“哲学”的回归。1948年秋，列维-斯特劳斯回到法国，1958年其论文集以《结构人类学》出版，就此正式宣告了作为“结构主义”的结构人类学的诞生。时至今日，作为思潮的结构主义或已不再时尚，然其跨学科的符号学之思与人文科学认识论运作原则并未过时，因为其正吁求着一个“新理性”时代的到来。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