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北欧模式的最关键因素是平等、公平以及法制。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其福利国家的形成，最重要前提是更多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发挥作用。

　　芬兰坦佩雷大学教授约尔玛·西皮莱（Jorma Sipil?覿）是芬兰社会政策学科教父级人物，芬兰社会政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第一本著述《社会政策》即建立在对芬兰传统社会政策学科的反思上，代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想要改变世界的新想法。20世纪80年代，他推动社会工作从社会政策中分支发展出来，为芬兰社会工作学科的开创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是北欧福利国家研究，特别是社会照护服务研究的领军人物。

　　普遍主义特征突出

　　北欧国家以其普遍主义的特征而闻名世界。所谓普遍主义，就是强调为了全体公民的福祉。实际上，普遍主义并不仅仅是北欧国家的特点。特别是如果仅仅聚焦于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领域，那世界各地还有很多普遍主义。然而，北欧国家的普遍主义覆盖范围更加广泛而且水平更高。高等教育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北欧公民无需支付大学费用，而且在每个区域内都有较高质量的大学。当一些评论员谈北欧普遍主义的福利仅仅是扩大支出和花费时，欧洲学术界认为这是社会投资，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个独特的连接普遍主义原则和社会投资的方式是在儿童教育上的社会支出。所有北欧国家的托儿所、幼儿园等学前教育均有着较高的覆盖率和较高的质量。

　　此外，北欧国家的普遍主义也体现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出的努力。“是否容易获得社会照护服务，这对女性来说尤为重要。女性获得更多参与社会的机会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也包括政治和文化领域。女性能力的充分发挥使得社会更加有利于每一个人。”

　　社会照护服务成北欧模式核心

　　北欧国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发源地。然而对福利国家研究更多地侧重现金福利。西皮莱提到，“作为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教授，我认识到为了理解福利国家和北欧模式，特别对社会服务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西皮莱教授和他的同事开始一起研究北欧社会照护服务的起源和效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国际项目：《社会照护服务，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的关键》（1997）、《年轻人、老人与国家：五国工业化国家的社会照护体系》（2003） 、《欧洲社会照护服务：是否可以识别模式》（1996）、《过度拉伸：欧洲家庭在工作与照护需求间的抗争》（2005）和《儿童照护的津贴：母亲照护的结果》（2010）。

　　引用率最高的《欧洲社会照护服务：是否可以识别模式》一书较早提出社会照护服务的定义来自女性的自主角度。西皮莱阐述了社会照护服务的起源以及女性的自主权觉醒对社会照护服务的贡献。社会照护服务的对象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和青年人，他们接受来自社区的非正式照护，也有权享受有资质的专业服务。在西皮莱后期著作中，他将公立与商业、专业与非专业的服务做了区分并整合在一起。

　　对社会照护另一个重要的研究则是服务还是现金福利的抉择。“我们关注于支付给照护提供者的现金福利。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为照护提供者或者照护使用者提供现金福利？”20世纪80年代，西皮莱和妻子安娜丽·安托宁（Anneli Anttonen）加入了一个研究老年照护混合福利模式的欧洲项目。西皮莱认为家庭照护津贴是混合福利模式设计的最佳例子。家庭照护津贴意味着为亲属、邻居或者朋友提供的照护所支付的现金。当时这种津贴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北欧国家中，芬兰和挪威已经推出了儿童照护体系的国家现金支持政策，而丹麦和瑞典多少持反对意见。芬兰和挪威支持的理由是：现代社会女性正越来越多地从劳动力市场上流失。而社会照护服务是一个增加其工资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的途径。另一方面，无论是家庭还是政府支付，正式照护服务价格均昂贵。因此，如果政府决定承担提供照护服务的责任，非正式照顾的支付应该是一个花费较少的解决方案。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任何可以阐述应用“照护现金”观点的机会，西皮莱教授都积极参与其中。他一直和芬兰以及其他相关北欧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学术机构合作。在《儿童照护的津贴：母亲照护的结果》一书中，西皮莱与其同事详细地提炼了照护服务的经验以及“照护现金”的利与弊。与此同时，西皮莱也强调了福利选择的偏好和结果与大量个人以及国家因素相关，而且照护与津贴这对矛盾可以由较为灵活的制度安排所缓解。

　　全球化对福利国家模式提出挑战

　　西皮莱认为，“北欧模式的最关键因素是平等、公平以及法制。和其他国家比起来，其福利国家的形成，最重要前提是更多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发挥作用。精英（每个国家都存在）必须接受与普通民众的合作。北欧拥有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众性党派组成的民主基础。”西皮莱还提到文化包容的重要性。“文化歧视以及偏见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最主要敌人。种族差异，特别是如果掺杂着历史不平等因素，那么将很难克服，但是福利国家有能力缓解社会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局势，北欧国家正在改变和调整，已经有了创新。”

　　但是在全球化面前，政府福利政策及民族国家制定政策的独立性都受到了挑战。西皮莱坦言，“北欧福利国家正在变化中。福利国家应该坚强独立，但这在全球化金融力量面前却显得无力。全球金融资本在努力改变政府的目标，它渴望参与政府的财政流程，成为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经济还不仅仅是福利国家面临的唯一困难。还有，人们迁移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少地依赖国家，穷人和年轻人对于影响政治的意愿降低，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政府似乎不像以前那样严肃地从长远角度考虑国家的未来，这种短视与社会投资的重要性并不匹配。”

　　谈到对未来的期望时，西皮莱透露出忧虑：“我们期待今天的孩子们能在下个世纪和平宁静地生活，我们也知道大多数社会政策成果见效非常缓慢。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政治家们的工作能否在未来生活条件下良好地运行？寻找跨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不容易，特别在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合作是如此的微弱。”

　　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回应北欧困惑

　　中国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焦虑。十八大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即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这给适度普惠的福利制度建设提供了新的认识高度。西皮莱认为，北欧福利模式是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偶发性，不能够被其他地方复制，但确实能从中学习很多。北欧国家的普遍主义理念，特别是对社会照护服务的发展，对中国目前进行的适度普惠的福利制度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中国正在从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缺型转向覆盖全体人民的适度普惠型福利制度；正在从现金保障（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扩展为包括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让人们对高质量和多方面的社会服务产生了需求。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照护服务，应人们的需求逐渐铺开：例如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对妇女和儿童的社会服务需要大幅增加；对流动人口以及伴随而来的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照护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残障人康复服务及再就业职业培训等服务制度都需要建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于中国老龄人口逐渐增多，老年社会服务将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在全球化面前，让西皮莱感到焦虑的是自由放任的资本和金融势力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国家政府对本国劳动者的保护。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目的是谋求各国的共同发展与共利共赢；它立意减少阶级、国家间的对立，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正是这样的思路与做法，着眼于改善全人类的福祉，给全球化社会政策的迷途指出了方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中国和北欧国家一起，促进国际间普遍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的讨论和国家间社会政策的交流，建立改善全球福祉的国际秩序和规范的社会政策体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