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阐释了现代文学生产机制对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成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民族意识起源依赖于一种普遍的文化模式，并广泛引用了来自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遗憾的是，他忽视了非洲的情况。非洲国家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安德森提供的模式差异较大。现代非洲文学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与欧洲殖民者相关的语言，也是借助这些语言所提供的便利，非洲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得以召唤起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部落的共同民族意识。这种“借鸡下蛋”的民族意识生成方式似乎完全没有进入安德森的视野，而这是非洲殖民地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形成方式。尼日利亚豪萨语文学和豪萨人对尼日利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更为独特，本文将尝试论述豪萨书面语言的产生和以之书写的豪萨语小说对安德森有关理论的挑战。

　　安德森理论在豪萨语境中不成立

　　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需要三个文化条件，即普通话的形成、印刷资本主义和由普通话小说提供的想象的共时性。但在豪萨语文学背景下，这三个条件均不成立。在安德森看来，由虚构艺术构成的想象的共时性是民族主义的文化机制。而豪萨书面文字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化的形成过程，其书写系统曾先后被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创制过两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具体而言，伊斯兰教在西非传播期间出现了以阿拉伯字母记录豪萨口头语言的阿贾米（Ajami）文字。许多非洲语言书面文字的产生都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与外来宗教的传播和宗教典籍的译介相关，由自身民族意识增长促使非洲本土语言书面文字产生的情况较为少见。因此，非洲本土语言文字化的结果是非洲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和民族认同感的增强，但外来文明观念的植入也与民族认同相伴而来，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步骤。可从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看，形成的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以及对外来一神论宗教的某种皈依。19世纪初，富拉尼人（Fulani）征服了豪萨地区，建立索科托哈里发（Sokoto Caliphate），其内部统治阶层和知识精英阶层通常使用阿拉伯语和富拉尼语，但为了推行伊斯兰教，索科托哈里发官方却推广使用阿贾米文字。安德森的观点并不适用于豪萨语及相关地区，因为放弃阿拉伯语而使用阿贾米文字传播伊斯兰教义，并没有导致豪萨人自身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生。索科托哈里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豪萨人民族国家，其政权与宗教并未分离，反而紧密结合在一起。

　　随着西方列强从19世纪末开始瓜分非洲，英国殖民当局对豪萨语进行了第二次外化，即以拉丁化书写方式取代阿贾米文字。此后，殖民统治者在20世纪30年代推行“言文一致”和“国语”的文学以及文学的“国语”运动，通过兴办西式教育、辅导作家和举行文学竞赛进一步推动拉丁化豪萨文的规范使用。而安德森所谓的印刷资本主义在此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伴随着小说这种外来文学形式的出现，殖民统治者同时将出版和面向大众的商业模式也介绍到了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创作比赛的获奖作品在殖民当局的财政补助下相继出版并在殖民地出售。然而，豪萨书面文学长期以来以手抄本作为主要流传方式，流传范围也主要限于权力和知识精英阶层，西方的这种大众发行模式显然无法在殖民地内生根发芽，因此在手抄本与正式出版发行的作品之外出现了使用非正式出版渠道传播文学作品的卡诺市场文学（Kano Market Literature），这种文学现象颠覆了西方所倡导的“正统文学文本”，由半文盲群体以提高读者识字能力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为目的创作文学作品，以低廉的价格在卡诺市场贩卖。

　　因此，豪萨语小说不仅不能带来安德森所述的国家认同需要的共时性想象条件，反而有可能破坏这种条件。此外，尼日利亚的约鲁巴语和伊博语的书面化均未直接导致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的产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豪萨语使用者不可能具有尼日利亚的国家民族认同，只是这种认同最终需要借助英语这一外来语来完成，没有英语这个媒介，尼日利亚不同族群之间难以顺利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在尼日利亚和其他非洲国家，语言和民族认同间的关系可以说非常复杂。

　　间接统治影响豪萨语文学发展

　　若要把握非洲民族主义的特点，就要超越安德森设定的分析框架，转向理解西方在非洲实行的所谓“分而治之”的统治术。非洲著名思想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是对“间接统治”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界而治之》（Define and Rule）阐释了现代殖民帝国主义的运作逻辑，详细分析了非洲国家建构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将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族群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

　　拉丁化豪萨语及相关文学作品是间接统治的产物，通过固化不同民族的文化来帮助英国更加有效地治理殖民地，人为地加深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减缓它们彼此融合的进程，进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某种意义上，豪萨语文学和约鲁巴语文学、伊博语文学、斯瓦希里语文学、祖鲁语文学等性质相近，并非完全自发生长而成，而是殖民者刻意运作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服务于西方的殖民政权。为了加深豪萨族和尼日利亚其他民族间的隔阂与分化，在本土文学创作比赛中，英国殖民者准许豪萨人描写理想中的伊斯兰圣徒形象，鼓励他们深耕伊斯兰文化。例如曾在本土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的小说《乌马尔教长》，其故事场景设置于19世纪的尼日利亚，背景是豪萨酋长国的日常生活，作者生动描述了豪萨乡村和宫廷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以及统治者对所辖的事务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小说文本强调豪萨传统治理结构及其穆斯林文化身份，暗喻伊斯兰教在当地具有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小说中塑造的豪萨贤人典范形象蕴含了丰富的豪萨哲学内涵，呈现出豪萨人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及价值取向，与西方殖民者倡导的价值观显然是相互背离的，但却奇怪地被殖民统治者赞扬。因此可以推断，殖民统治所催生的非洲各民族间的文化隔绝，导致了当今许多非洲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进而成为非洲国家民族建构进程的障碍。

　　多维视角研究非洲现代文学

　　显然，仅仅从民族国家这一维度理解非洲现代文学是不够的，需从民族、部落和间接统治等多个角度加以考虑。这同时构成了非洲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也是非洲语言书面化和非洲现代文学内在复杂特性的由来。正如有关学者所言，非洲现代文学是一种“反抗和回心”的文学，由于历史原因这种“反抗和回心”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而豪萨语文学恰恰集中体现了这种复杂性。豪萨语文字经过了伊斯兰化和拉丁化两次外化过程，和许多非洲本土语言文字的创制过程不同，因此其所带来的知识阶层的动荡、文化冲击的力度也不同。后殖民研究必须要处理这种二次外化的语言文学现象，而不能再将非洲文学简单划分为口头文学、用殖民者语言写作的文学和用本土语言写作的文学。因此不难想象，研究豪萨语文学的抵抗性必然与研究其他非洲语言的文学抵抗性不同。

　　如何理解在间接统治下发展而成的豪萨语文学及其与尼日利亚文学的关系？其独特的自我构建力量和包含在形式创造里的批判性力量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思考方向。西方某些后殖民理论家，或将非洲小说与欧洲小说的所有形式差异都看作反抗，或只在语言使用的层面上解读反抗的策略，这种假设使得后殖民理论无法处理非洲本土语言小说内部的抵抗问题，也为中国学者处理豪萨语小说中各种各样的抵抗方式提出了新的命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殖民时期非洲豪萨语和斯瓦希里语本土文学嬗变研究（1900—1960）”（16BWW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