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罗斯  山特▪库马尔（Shanth Kumar）/摄

　　由于过去数年一直从事实用型通识教育相关工作，最近我受邀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北京大学深圳校区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发表演讲。我曾在2014年出版的《超越大学：通识教育为何重要》（Beyond the University: Why Liberal Education Matters）一书的结尾部分，表达了对中国日益关注通识教育的欣喜之情，而此次深圳之行让我觉得中国对通识教育的重视在进一步增强。

　　在美国，为证明其“产品”的货币价值，各大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大学生活的娱乐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关注——从橄榄球赛到社团生活，从超赞的宿舍和更赞的健身房等。为了达到招生目标或争取更好排名，许多学校为学生提供全身水疗式的体验，并宣称可以让年轻人学到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但这些提升品牌的努力只会使大学的教育理念更脆弱。“校园呆瓜”已经成为人们对高等教育精英主义等的主要批评。

　　在美国历史上大学文化常受揶揄，而今天的美国大学生活要么激起愤怒和怨恨夹杂的不良情绪，要么引发不甚了了的误解。美国公众似乎忘记了大学在经济和文化创新以及增强社会流动性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曾倡导发展广泛的通识教育，以使人们具备成为见多识广、富有创造力的社会成员的条件。在深圳，我想起了杜威，于是便将演讲集中在有关危险和可能性之上。

　　专业化日趋狭隘的危险

　　学术陷入孤岛绝非出于偶然。在谋求专业地位的诱惑下，学者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部分教师甚至找不到可以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的话题，因此，本科生也很难得到他们的全面指导。尽管跨学科研究的说法经常被人们提起，但学术界似乎正在造就一种互相孤立的语言和文化。我们已经非常擅长一种狭隘的教育方式，而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为学生提供智识的交叉训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能够在不同领域进行交流的教师队伍。

　　通识教育应该有助于提高在思想观念和设想之间切换的能力，而公众则应该在其专攻范围内成为某方面的顶尖专家。当然，任何领域的杰出工作都需要严格的训练和过硬的技能。但是,我们不能把有能力的技术人员与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或者激励学生们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转换为与人类密切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概念的教师混为一谈。

　　在深圳，我敦促我的同行们不必复制文理分科的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很多美国大学。我们需要更多能推动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对话的学者。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专注于研究，秉承着基于探索的研究实践。营造研究人员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的氛围对本科教育尤为重要，无论他们是来自医学、哲学、设计、文学或经济学领域。

　　新狭隘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险

　　受政治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狭隘主义（new provincial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部分国家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然而，这与通识教育是互不相容的。通识教育包括加强从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那里学习的能力，而如今，怨恨政治席卷很多国家，妖魔化取代了好奇心。对不同己见者一笔抹杀总是比认真倾听对方的想法容易。如果没有宽容、开放的心态，轻则可能变得夜郎自大，重则成为暴力的借口。

　　在面对拒绝探索、制造恐惧、持有偏见的无知者时，有效地倡导基础广泛的实用型通识教育尤为迫切。有历史观和开放文化态度的广泛教育可以帮助民众免受操纵，并能够超越自己看得更远。

　　本科教育应该提倡知识多样性，从而去激励学生受启发于自己从未思考过的想法。在维思里安大学，为来自低收入和退伍军人家庭的孩子提供更多上大学的机会是这个思路的重要部分。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校园里这类学生的代表性一直不足。但是仅仅有这些群体的存在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制定各种计划，来增进不同群体间的相互合作，打破封闭观念的壁垒，故步自封只会导致一些校园激进分子或者追崇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

　　促进开放共享可信的交流

　　没有有效的信息共享，研究就难以取得进展。无论是在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者们都离不开可信赖、可共享、可公开获得的文件、重要论著或数据集。不同于会即刻为新发明申请专利的商业企业，学术研究上的重大进展往往源于学者发现可以挑战自己成果的论据和观点。

　　虽然，现在人们仅须手指轻轻一点即可获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和观点，然而，近年来美国人日益趋向于屏蔽他们不想听到的观点。在接受信息源时，我们选择与自己合拍的，也知道哪些是我们将听到的。向每个用户输出个性化的信息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探索设置了障碍。

　　近一个世纪前，杜威曾表示：“就物品而言，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就越少。然而，知识却相反。分享的人数越多知识体量就越大。知识可以同时既被分享又实现增长——事实上，它因分享而增长。”今天，大学也应该成为一个分享知识的平台。

　　杜威认为教育的力量是“以提高个人的社会关怀等方式来培养个性”。为了更有效地培育实用型通识教育，我们需要来自有创造性的个体、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社区的养分。世界主义有助于我们培养开放、好奇的文化，正如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所言，认识到人们“可以选择与他人合作去塑造他们的生活”。

　　发展校园社区意味着建立信任关系，鼓励实验和尝试智力冒险。在一所氛围良好的大学里，教职人员会关心学生的福祉，学生会互相学习。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环境中，人们会更愿意离开自己的“舒适区”（comfort zone），因为他们所处的大环境是可信赖的。随着他们越来越善于适应不同知识和文化相互贯通的环境，他们的这种信任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融会贯通也会因此不断得到深化。

　　目前，美国高等教育关注技能习得有一些值得赞扬的方面，但我们仍需要以人为本的本科教育，为探索和交流搭好框架，这将成为能使毕业生终生获益的资源。

　　杜威曾说大学的双重任务是“传承文化，激发探索以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人们正大胆地追求这种进步。而在美国，这种进步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正如杜威所写，我们需要以“对知识力量的信任，来想象一个目前所期待的未来，并且发明实现这样一个未来的工具”。为此，我们仍然肩负思考、探索和沟通的重任。当前，在太平洋两岸重视和开展实用型通识教育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作者为美国维思里安大学校长；小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