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与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东亚文明”、“东亚文化圈”等词的诞生和普及从文明、文化上表现了东亚的一体性，近年热议的“东亚共同体”亦是对东亚政治、经济一体化之可能性的讨论。欧美学术界向来倾向于将东亚作为整体来研究，东亚国家自身则更倾向于国别研究。而今，东亚内部以“东亚”冠名的研究机构或课题数目也不少。但是，作为学问领域的“东亚××学”似乎鲜有耳闻。“东亚文化交涉学”便是在总结以往研究的经验与不足、适应全球化高速进行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的学问领域。

　　概念缘起

　　“东亚文化交涉学”这一研究领域及其方法由日本关西大学首倡。该校于1922年正式获得大学地位，自20世纪中叶起集结了日本国内外众多东亚研究方面的优秀学者，取得累累硕果，如日本历史学者大庭脩关于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唐船即清船）的研究、松浦章的清代海上交通史与贸易史研究，旅日中国历史学者陶德民的日本汉学史与东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等。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以关西大学东西方学术研究所为据点，陆续出版了百余种研究著作与资料丛刊，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这样一支研究团队在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史、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全球史、跨国史、海洋史等相关领域的互动中，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亚洲出发”等新视野的激发下，申请并通过了代表日本人文科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全球卓越中心项目”评审，于2007年创立了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作为以推动东亚文化交涉学学科建立为宗旨的过渡机构，为期5年（后又延续了2年）。

　　首先，为何命名为“文化交涉”而非通俗易懂的“文化交流”？这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而是在反思“交流”一词在研究上的不对称意指后，对文化接触、碰撞和接受现象作出的更精准概括，或者说重新定性。“交流”在现代语境里往往指互惠双赢的接触和互动，如“友好交流”，但事实上接触和互动也可能产生矛盾、冲突、伤害等负面后果。“交涉”则超越了“交流”内含的“均衡性”、“双向性”、“互惠性”意义，其视野不局限于二者间的关系，而是放眼于更多元复杂的关系。采用“交涉”意在提醒研究者必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各种各样的文化接触和互动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把握。

　　其次，何为东亚文化交涉学？中心负责人之一、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陶德民表示，他们在创建中心之际总结了以往文化交流研究的两大缺陷：一是局限于各个专门领域的文物和制度研究，缺乏多学科交叉研究；二是局限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框架，未能把握文化接触和变异的多样性与流动性。

　　为了突破这两大局限，中心提出了三种主要视角：通过人与物的媒介追踪文化传播的各种途径；重视文化接触和互动的区域性；透过他者视角观察文化互动和文化认同，即自觉地运用“周边接近法”来把握东亚文化交涉的形态和文化主体性的特征。

　　基于以上反思和方法探索，东亚文化交涉学被定义为：超越国家、民族等界限，在东亚这个具有一定文化趋同性的地域内，对其内部之间及与外部产生的文化生成、传播、接触、变容等文化交涉方式进行多角度、综合性解析的学问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东亚文化交涉学聚焦于以东亚为舞台的文化交涉，但并不止于此，它包括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涉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涉两大方面。“相对化”的分析视角不可欠缺，与两国间、两地域间的“一对一”相比，东亚文化交涉学更注重多国间、多地域间的“多对多”。

　　方法探寻

　　2009年，中心的陶德民、藤田高夫等学者发起成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旨在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探讨东亚文化交涉学的可能性和发展性。该学会注重博采众长，与中国、韩国乃至美国、意大利等国的相关学会和研究机构紧密携手，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世界各地广泛吸收会员，远不同于日本国内其他壁垒森严的传统学会。该学会迄今共召开了八次年会，积极致力于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推动了东亚文化交涉学的长足发展。

　　在理论建设和方法论方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在学会创立大会上提议：从注重文化交涉的结果转变为注重交涉的过程（包括从中心到边缘、从原始文本到经过再解释的文本等焦点的转移）；关注“自我与他者的交涉”和“文化交涉与权力结构”两组文化交涉的问题群；着重研究人（特别是专业媒介）的交流、物（特别是书籍）的交流、思想（包括概念）的交流。

　　陶德民在学会2010年年会上提出了“多元文化认同”概念和“文化基因”假说。他认为，东亚各国之间有着“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如《论语》在东亚的传播。“文化基因”概念及其变异有助于文化交涉学客观地、科学地开展：第一，每个人身上都承载着一定的文化信息，这一事实并不以个人的主观认知和认同为转移。第二，学者应更加关注文化研究中的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围绕“基因”，有“结构性基因”、“染色体”、“染色体组”等概念，有“复制”、“翻译”、“发现的调适”等信息转移的方式。了解研究对象在“基因地图”和“染色体地图”上的位置，有助于形成更宽广的跨文化视野和更深入的视角。

　　陶德民还基于史学研究立场，在法国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的“文学和人学”观点的启发下，认为东亚文化交涉学的主旨和研究方法之核心是“人”。因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人，文化接触或多元文化交涉的行为主体是人，承受交涉后果和影响的也是人。故曰，文化交涉学主要是关于人的学问，即“人学”。

　　此外，中心学者提出的“周边接近法”、“文化系统的磁场”、“文化的环流”等方法论和观点进一步充实了东亚文化交涉学的理论构建，对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具有启发作用。

　　成果初具规模

　　关西大学2007年在文学研究科设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专业，2011年又将该专业独立出来，成立了东亚文化研究科，下设文化交涉学专业。该专业分设“言语与表象”、“思想与构造”、“历史与动态”三个方向，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丰富学识、综合性研究视角的年轻学者，为东亚文化交涉学的后续发展和深化储备了人才。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研究热情，学校还每年资助出版一部优秀博士论文。笔者的博士论文即是受此恩惠得以出版的。

　　东亚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在2007—2012年运营期间，不仅出版了研究人员的专著，还出版了期刊《东亚文化交涉研究》五册及其别刊八册、丛书《周边文化交涉学系列》八册等。

　　东亚文化交涉学会也在发展壮大，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年会，出版英文论文集，面向全世界传播东亚研究的最新动向与成果。东亚文化交涉学研究可谓已经落地生根。尽管其兴起和发展历程尚不足十年，但这种超越近代民族国家界限、突破学科壁垒、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研究符合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世界现状，虽然极具挑战性，但相信今后将继续伸枝散叶、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