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纪念百年前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难，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壮举，今年上映了《1921》《革命者》等建党题材的献礼电影。在党的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不同的历史时期，建党题材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从“历史教科书”式的《开天辟地》（1991）到展现“历史风云”的《建党伟业》（2011），再到现如今聚焦“历史个体”的《1921》（2021）和《革命者》（2021），建党题材电影在发展中逐步走向成熟，经历了一个由纪实性、全景式叙事，到宏大叙事，再到个体化叙事的美学转变。

　　以纪实性凸显深层逻辑性

　　20世纪90年代初期，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的创作进入一个质量和数量的攀升期，建党70周年献礼电影《开天辟地》描绘了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带领民众觉醒的图景。这种历史教科书式的叙事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电影呈现出最为直观的纪实质感，电影以时间为线索，循序渐进地对建党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描绘。导演以严苛的要求对影片中的历史事件进行再现，如影片对陈独秀和李大钊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真实原因进行了细致考证与影像表现。另一方面体现在“全景式”地对建党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宏观考察，带着“中国将往何处去，谁人能救中国”的沉重问题展开叙事，以此展现了黑暗社会下民众渴望光明与奋起反抗的心理。

　　进入21世纪以后，在电影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新主流大片的经验鉴照下，建党题材电影的叙事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建党90周年献礼电影《建党伟业》以宏大的叙事方式来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影片将历史背景放置在更为宏阔的辛亥革命到中共建党这十年之间，但不同于《开天辟地》中纪实性、全景式的叙事方法，《建党伟业》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层逻辑性。例如，电影中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局势动荡的景象一带而过，而将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事件作为重点表现，这种编排的方法意在突出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力量反抗压迫的决心，在表现青年人激昂情怀的同时也暗示了这股“新力量”必将冲破禁锢、势不可当。不同于《开天辟地》中强烈的纪实质感，《建党伟业》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下，进行艺术虚构，形成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叙事特征。例如，影片中“北大辩论”的戏份就是导演艺术虚构出来的，通过对新旧文化之间辩论的戏剧性表现，巧妙地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出来，进而将建党前期重要的思想传播以具体的事件表达出来，并同时将这种思想启蒙的意图传递给镜头前的观众。

　　正在热映的建党一百周年献礼电影《1921》，则是在以往宏大历史叙事之下将个体化视角寓于其中，使得建党题材电影的创作在党的百年诞辰之际得到了突破与创新。首先，《1921》不同于《开天辟地》和《建党伟业》以宏阔的历史作为叙述背景，而是将时代“横截面”式的叙事视角聚焦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重点展现以李达、王会悟夫妇为主的年轻热血的中共一大代表们组织、筹备并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种“以人带史”的叙事方法，不仅将广阔的历史背景交代出来，而且奠定了影片个体化、生活化的叙事基调。与以往以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主角的电影不同，《1921》将李达、王会悟作为主角赋予了建党题材“陌生化”的效果，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使得建党题材电影在讲述方式上焕然一新。影片中，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历史事件被置于叙事的后景中，而主角李达、王会悟夫妇轻松的结婚氛围及日常生活、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爱情愫、李达家常式地宴请毛泽东吃饭、王会悟向博文女校校长撒谎等逗趣场景、毛泽东去洗衣时被众人打趣调侃等日常化的生活场景被置换到历史的前景中。这种叙事方式拉近了历史与观众的距离，赋予了历史可见的温情与可感的温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日常化、生活化的铺垫，使得观众更容易与历史人物共情，从而能够更深刻地体会这群开拓者们内心深处对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与誓死不屈的伟大精神。同样，电影《革命者》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下也进行了个体化的叙述，通过火锅店里生活化对话，将李大钊与青年毛泽东惺惺相惜的忘年友谊展现出来，进而传达出革命事业薪火相传的隐喻。

　　个体化叙事的美学转变

　　历史因人而鲜活。在宏观层面的叙事背景下，对历史人物进行具体描绘的微观层面也发生了不同的转变。电影《开天辟地》中对陈独秀的人物塑造，在当时具有开创性意义。电影客观地肯定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倡导人和五四运动领导者的贡献，同时将陈独秀对儿子带有愧疚感的深沉父爱用隐忍的方式表现出来，为领袖者的形象塑造增添了人性的光辉。

　　《建党伟业》对人物的塑造一方面延续了《建国大业》（2009）中超强明星阵容的商业策略，通过108位明星参演的聚合效应，为这部红色历史题材电影进行商业赋能，最后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另一方面，在辛亥革命到中共建党这段宏阔的历史背景中，涉及人物众多，这种群像式的呈现难以深入到人物个性层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电影深层的哲思性。

　　而《1921》不仅呈现出平民化、个体化的人物创作特征，还从中援引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性与青春中国这两个更深层的思想内涵，极富创新意义与艺术旨趣。影片对领袖人物的描绘，真正做到了对领袖人物寓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性光辉进行捕捉和描摹，使得观众在共情中感受到他们的人格魅力与思想感染力。如影片的主角李王夫妇和普通的夫妻一样有着甜蜜的互动、打趣的行为以及经济的困扰等，影片中的细节处理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影片对毛泽东的设定也是基于平凡化的视角，具体生动地描绘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恋爱细节，将码头依依惜别之情表现出来。

　　电影通过对人物这些细节化、生活化、个体化的描写消除了观众内心对历史题材的疏离感，进而获得了心理认同感。在此基础之上，电影通过对人民性诠释与书写，将个体命运与家国使命联结起来，从而使百年前革命先烈建立起中国共产党这一伟大事件，穿过了百年历史的长河，在当下发出时代的呼唤，具有先进的时代价值。如李达冒着危险去将“百姓”改成“人民”和讲述抵制日货所用的火柴时眼底流露出的悲恸，何叔衡发誓要获得人的尊严等，都将个人与国家的紧密关系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人民性的体现。另外在《革命者》中钢琴这一细节的设置，一方面为李大钊的人物性格增添了新的趣味性；另一方面，当赵纫兰在思念亡夫时按动了钢琴，琴音承载着生死相隔的悲恸跳动出来，暗示了李大钊等革命先烈也是平凡的有着世俗情感的人，更加突出了其以凡人血肉之躯为中国的光明未来献身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伟大“盗火”精神。

　　青春中国的书写是电影呈现出的另一个思想性内涵，电影抓住了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这一特征，采用了一众年轻演员参演的青春化演绎方式，将青年人意气风发的状态与敢打敢拼的首创精神展现出来。一方面，影片更能获得当下主流观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将青春化的形式与中国共产党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联系在一起，赋予了党青春昂扬的品格。

　　在建党百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对建党题材电影的创作特征与发展流变进行探析，可以窥见不管是“历史教科书”式的《开天辟地》，还是展现宏大历史的《建党伟业》，抑或是聚焦个体的《1921》，此类题材电影的创作在不同时代中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色，并且在发展中走向成熟。对相同历史题材的创作如何做到出新，是创作者面临的共同挑战，但是，对历史的影像书写应该融入当代视角才能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精品，这一点毋庸置疑。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