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域下书法的现代性探索及多样表达
2020年12月04日 08: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4日第2062期 作者:刘德龙

  书法是以汉字为中心的视觉艺术。由于文化及书画工具的一致性,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也强调书法用笔,并发展为“笔墨”概念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画品评的重要标准。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具有多样生发的可能。放眼现当代艺术史,西方艺术家从中国文化和书法艺术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并将其转化应用于创作,成为当下书法现代性探索中不可忽视的参照点。

  西方现当代艺术家的书写性尝试

  西方艺术家对书法和水墨画的关注由来已久。英国艺术史家赫伯特·里德在《现代绘画简史》中说:“艺术家的制作手法和笔迹视为了解他身份和特质的关键线索,这一直是对艺术方法论的批评基础,这种批评始于从19世纪70年代莫雷里和卡瓦尔塞勒,费内洛沙和其他的东方艺术的研究者之后开始关注中国和日本书法中所富有的极高的审美价值。现在对诸如雪舟这样的艺术家的欣赏,比如他的泼墨技巧,无疑是对现代艺术家采用的类似的挖掘的结果。然而东方艺术的整体影响总的来说,开创了对艺术作品中的抽象特征的欣赏。”20世纪40年代,美国艺术家马克·托比开始学习中国书法,其后马瑟韦尔、马斯登、克林、克莱因、塔皮埃、德库宁、米修、托姆布雷等艺术家都在作品中尝试书写性艺术表达。

  与中国艺术家执着于具象绘画和文字书写不同的是,西方艺术家引入中国汉字结构和书写性表现笔法主要是运用于抽象风格的探索,创作出具有强烈个人艺术特征的作品。

  书写性笔触。笔触是画笔留下的痕迹,毛笔在宣纸上的笔触较为丰富,有枯湿浓淡、光毛迟滑等不同质感,与书写者着笔的轻重、疾速等动作有关,具有丰富的意蕴指向。将笔触放大,会发现其间隐藏的独特审美意象,早期抽象表现艺术家便以此做出了很多探索。例如,克莱因不断地改变工具和材料来尝试书写抽象表现的诸多可能。他以模特在画布上舞蹈留下的痕迹进行创作,还用喷火器作笔,创作出《火画》,燃烧及烟熏的痕迹颇似水墨晕染的味道,给人以无限的启发和想象。克莱因的尝试虽然没有用到传统的笔墨工具,但展现的效果令人联想到书法笔触和东方意蕴,极具辨识度。

  类汉字结构。汉字有着相对稳定的结构,具有多样表现的可能,故深受中外艺术家的欢迎。马瑟韦尔、克林、克莱因、法比恩等艺术家就是借用类似汉字造型和书法线条来表现抽象艺术的代表。马瑟韦尔用粗壮的黑色笔画形成画面框架,用蔓延的黑色挤压画面空间,创作出《西班牙共和国挽歌》系列。法比恩在中国学习书法后,通过转换工具材料,在巨大的画布上表现笔触的趣味与魅力。克林以擅长在白底上书写类汉字造型的绘画而闻名,他的画造型简洁,很有力量感,被比喻为纽约的都市风景。

  打散重构。将笔触与类汉字结构打散重组也是抽象艺术家常用的方法。马克·托比擅长将类文字、色彩、线条等元素组合起来表现,画面色彩丰富,造型变化多样。同时,因为对中国道家思想文化的热爱,他的作品多有东方的虚静与变化。亨利·米修用黑色模拟书法笔触,以打散重构的方式将笔触或痕迹并列排序,使之呈现一种别样的美感,体现了独特的秩序感。

  诗性表达。和中国文人画类似,由诗歌引发创作在抽象绘画艺术中也同样存在。亨利·米修除了是一位画家同时还是著名诗人,托姆布雷亦是如此,他深受黑山诗派的影响,以孩童般的涂鸦,“潦草”细笔触在画布上书写,色彩丰富,多种形象混杂在一起,更多地呈现出抒情化的画面情绪,著名的《黑板》系列是其代表性作品。

  汉字及其书写性艺术在西方艺术界多集中于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艺术家借用放大的笔触、类汉字结构、书写性艺术的材质和肌理,来暗示城市建筑空间,营造诗性表现趣向。有西方美术评论家曾提出:“一个新的绘画运动已经崛起,这个运动至少部分地是直接受到中国书法的启示。”

  中国现代书法的探索与发展

  在中国,具有现当代艺术特征的书写性探索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书法家和画家两个群体都有参与,但角度不同。改革开放后,大量西方艺术作品和理论开始进入,对原本沉醉于传统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产生强烈的冲击。如何用现代艺术表达当下生活,这让有抱负的传统书家感到焦虑,在此背景下“现代书法”运动登场了。一批中国艺术家试图将传统的书法转化为现代的艺术形态。四十多年过去了,回看中国现代书法的发展,大致有以下几个探索方向。

  少数字创作。日本少数字派对中国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书家通过夸张、切割等处理方式寻求视觉的陌生感,也有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材料以及肌理的处理,如早期的王学仲、古干、王冬龄等,邵岩是后期较为突出的一位,代表作如《岩》《幽》等作品。邵岩的少数字创作善于使用多种工具材料,尝试多种水墨技法,将汉字局部块面化处理,增加对比关系,再以冲水、积水形成具有水墨感的画面,突破了简单的文字书写。

  图像化。将大篆、甲骨文以及行草书等文字以色彩、墨色浓淡等组合起来,使之具有一定的图像意味,介于绘画与书法之间。文备的诗情主义系列作品《苦闷的象征》《荷塘月色》,将多种书体的汉字以大小、浓淡、相互叠加的方式构成画面,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汉字绘画。吴冠中的水墨汉字系列,如《黄河》《紫禁城》等作品则试图将汉字和图形组合在一起,构成画中有字、字中有画的艺术效果。王冬龄以草书擅长,他的《乱书》是将文字叠加使其失去可读性,产生一定的抽象意味,又暗合了书画同源、书画一体的艺术传统。

  打散重组。将汉字作为基本语汇,以重新组合的方式寻求陌生感,甚至创造不可识别的文字。如徐冰的《天书》便采用了不可识读的“文字”,《新英文》则将罗马字母按照汉语偏旁部首的造型规则进行了转化。谷文达的《联合国》以2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发做成类汉字的装置艺术。徐冰和谷文达的文字艺术主要是面向西方观众,消解了文字的意义,让其具有陌生感,谷文达的书法和水墨传统功力使得他的文字作品具有强烈的书写意味和水墨趣味。

  影像艺术与行为艺术。在艺术创作中引入影像、行为等形式,使得书法成为一个跨界的、综合的表现形式。如邱志杰的《书写兰亭序一千遍》,在宣纸上反复书写王羲之的《兰亭序》,在文字叠加的过程中识读性与文学性都逐渐消失了,最后成了一张全黑的纸。

  对比中西,中国的现代书法主要围绕汉字与书写为中心做尝试,缺少创作方式的多样性探索。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则将书法语汇单独作为创作元素,在表现形式上有更多尝试。2000年以后,中国现代书法创作走入困境,主要原因是支撑创造性的因素不足,突破性的贡献较少,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有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子,缺少原创性。有观点认为,中国现代书法创作过度执着于汉字的表现,使得现代书法陷入两难。站在传统书法的角度,有人认为现代书法是对传统书法规则的破坏与亵渎,不是“书法”;站在水墨的视角来看,有人则认为现代书法是书法,不是绘画,但其创作单调雷同,同样不被接受。当然,现代书法对中国现代艺术整体氛围的营造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书写性艺术的核心——抒散怀抱、明心见性等特质在现代书法的实验中被忽视了。

  20世纪以来,书法、水墨等中国传统艺术被西方现代艺术家广泛接受、借用再创造,发展成为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一种形式。书法和水墨艺术在材质和媒介的选择中可以具有多种形式,既可以作为架上绘画,也可以采取装置、影像等艺术形式。由此,即便是以中国书法、水墨为基点的书写性艺术创作和品评也需要有全球视野。创作者需要在全球视野中,了解现当代艺术的文化精神和创作方式,审视西方艺术家借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创作思路和价值取向。既要避免自我设限,又要“风筝不断线”,体现中国艺术精神,反映中国当代风貌。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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