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自然 和谐共处
——中国传统艺术中自然生命形象的表达
2020年06月19日 00:0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9日第1951期 作者：李祥文
鸟兽虫鱼和草木花卉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题材与内容之一。回溯与梳理中国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对待自然生命的态度。
自然生命是早期中国人崇拜与敬畏的对象。新石器时期中国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反映出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殖崇拜。河南临汝县出土一件绘有《鹳鱼石斧图》的大型彩陶缸，其主体图案为一只鹳和一把石斧。图案中，鹳的嘴里正叼着一条鱼。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古代先人主要以捕鱼为生，而捕鱼的过程充满了艰险。鹳是一种以鱼为食物的水鸟，它自然进化而来的捕鱼能力要远远胜过当时缺乏先进捕鱼工具的人类。这幅画说明当时的人们非常崇拜这种水鸟。仰韶文化的彩陶当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蛙纹图案。原始人之所以崇拜青蛙，一方面是因为青蛙作为两栖动物不怕洪水，又能在陆地上生存，有着突出的邻水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青蛙的繁衍能力很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蛙”与“娲”谐音，而女娲是中国原始神话当中的人类始祖，她繁衍了人类，因此，青蛙象征女娲，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这种生殖崇拜观念一直传递到晚近时期，例如，民间年画当中经常以石榴的形象来寓含“多子”的期望。老鼠通常是百姓憎恶的形象，但是其强大的生育繁衍能力获得了民众的崇拜。明宣宗朱瞻基29岁时，其长子朱祁镇才出生。朱瞻基御笔亲绘《苦瓜鼠图》来表达得子的喜悦与期盼。
在先秦艺术中，虎豹等野兽的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例如，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纹样饕餮纹就出自老虎等猛兽的面部形象。在早期的饕餮纹当中，老虎的眼睛、鼻子、嘴巴、胡须和额头纹等面部结构清晰可见，而后期则简化为一双狰狞可怖的眼睛。因此，饕餮纹又被称作兽面纹。商代青铜器《虎食人卣》以虎头形象为主体，血盆大口中吞食着一颗人头，十分恐怖震撼。中国古人还把虎、鹿、蛇和鹰等动物的身体结构拼接组合，形成了上天的化身即龙的形象。大概在古人心中，百兽混合的结晶就是自然与天意的象征。龙的形象在汉代画像石《泗水捞鼎》中大量出现，表达了当时的君权神授观念。虽然龙并没有真实存在于自然界，但是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大自然的崇敬。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由与生机的追求与赞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和鸟的形象作为自由的象征广泛地出现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庄子在《秋水》篇提出著名的游鱼之乐，游鱼的形象还大量出现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古琴曲常常以飞鸟的形象表达空灵出世、逍遥自在之情，如《双鹤听泉》《平沙落雁》和《秋鸿》等。宋徽宗在《瑞鹤图》中描绘了二十只姿态各异的仙鹤。南宋画论《画继》评价宋徽宗《筠庄纵鹤图》：“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各极其妙，而莫有同者焉。”这种姿态万千的飞鸟形象是艺术家内心灵动自由的写照。中国山水画中的草木形象总是充满勃勃生机。古人以“山川浑厚，草木华滋”题写评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黄宾虹甚至将“浑厚华滋”当作民族性格加以推崇。中国花鸟画中的各种植物、花卉、昆虫和畜兽也莫不生机盎然。齐白石画的虾栩栩如生，似乎正在水中游动，在捕食浮游生物。《周易·系辞》曰：“生生之谓易。”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最重要的表现价值之所在。
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自然生命的神采个性。大自然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各具情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欣赏自然美是因为自然当中的景象与人的情感、个性相契合。北宋程颢《秋日偶成》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不同季节万物的景色与人的兴致可以形成某种同构。北宋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同样一座山，在不同的季节由于草木植被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景观与个性。“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此句中，郭熙使用了“笑”“滴”“妆”和“睡”等人格化词汇。这种人格化的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则显得更加贴切。唐代韩干《照夜白》画出了马的飒爽英姿与桀骜不驯，韩滉《五牛图》则画出了牛的忠厚老实与憨态可掬。宋徽宗《鸜鹆图》画了三只鸜鹆，其中两只在梅花树下打斗，它们打得非常投入，纠缠在一起，羽毛乱飞，而另外一只则立在枝头，扑着翅膀，对着它们尖叫，不知是在呐喊助威，还是对它们表示谴责，因为它们的打斗打搅了它的午休。三只鸜鹆都是怒目圆睁，神采十足。我们从这些动物形象中感受到强烈的个性情趣。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自然生命形象时常是艺术家本人的精神投射。托物比德是中国文人惯用的艺术手法。相传孔子所作的古琴曲《猗兰操》，通过兰花的形象表现出孔子的高洁品性。屈原在《橘颂》中通过对橘树的赞美表达了自己“苏世独立”“深固难徙”的爱国情怀。自元代以来，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形象成为文人墨客最喜爱的表现题材。元代王冕在《墨梅图》题诗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他本人刚正风骨的体现。元代郑思肖画的兰花“根不着土”，表达了他思念故国的情怀与不向异族称臣的气节。清代郑板桥最喜画竹，他赞美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他正直清廉、不与俗世同流合污的人生写照。清代八大山人画的鱼和鸟，多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其失国无助、愤世嫉俗之情。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认为，审美的本质源于主体情感投射到客观物象的过程。中国文人画家的创作为移情说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中国传统艺术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的亲和交融。明代陆绍珩在《小窗幽记》中记录了一副对联：“与梅同瘦，与竹同清，与柳同眠，与桃李同笑，居然花里神仙。与莺同声，与燕同语，与鹤同唳，与鹦鹉同言，如此话中知己。”这副对联以优美的笔触把中国人与自然生命的交流共鸣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从中国传统山水画（如北宋范宽《溪山行旅图》、元代王蒙《春山读书图》等）当中，经常可以看到树木掩映下的屋宇和人物形象，还时常伴有家禽、牲畜的身影。清代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了各种鬼狐花妖，它们由狐狸、虎、鼠、蜂、鱼、古树、牡丹和菊花等动植物变化而来。这些鬼狐与人类演绎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其中很多篇章被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如《倩女幽魂》《画皮》等。在《聊斋志异·黄英》中，蒲松龄唯美的浪漫故事深刻阐释了陶渊明精神的真正可贵之处，表达了人与自然生命完美融合的境界。
中国传统艺术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生命的尊重与包容。王羲之爱鹅，从鹅的身形姿态领悟书法用笔。“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息弥日。”王羲之因为鹅被烹食而伤感多日。《世说新语》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道林爱鹤，因为担忧鹤飞走而将其翅羽剪短；但是看到鹤的沮丧，就放弃了禁锢鹤的想法，任由其飞走。这两个故事体现了晋人对于动物生命和自由的尊重。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玩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摺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氤氲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齐白石擅画昆虫，甚至连蟑螂、飞蛾、蜣螂和苍蝇等为人所厌恶的昆虫也经常变成他笔下的精致作品。他在一幅《苍蝇图》上题写道：“客室有此蝇，三日不去，将欲化矣。老萍不能无情，为存其真……余好杀苍蝇而不杀此蝇，感其不骚扰人也。”
中华文化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理念，而自然生命是“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艺术表达了中国人与自然生命和谐共处的理念，在美的熏陶中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推广并加强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可以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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