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国经验 唤起影像共情
——中国学派研究视角下的新世纪工群电影
2020年05月21日 01: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1日第1930期 作者：杨俊蕾
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征，兼具商业性、艺术性和国族性。电影既可以作为艺术作品来承载并实现创作者的才华表达，也可以被视为产品和商品，构成文化产业与娱乐业的利润来源。而且，电影还能集中呈现特定时期内的国族集体经验，此中的精神价值更具有风向标的意义。新世纪以来，一批出自年轻导演之手的工群电影，镜头对准工人群体，以中国经济转型语境中的厂矿企业改革、改制为时代背景，真挚而细腻地融入创作个体的切实经验，在结合了艺术化抒情的前提下进行现实主义指向的严肃电影制作。既在观看中唤起本土观众的共同记忆，促成影像的共情体验，又在多家高规格国际电影节的海外传播中屡获殊荣。
中国工群电影的发展
从时间的脉络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工群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首先是2005年由王小帅导演完成的电影《青红》在法国上映，将中国工人群体在当代历史两次重要关口上的集体命运展现于世界观众面前。冷峻的影像风格和压抑在画面叙事深处的历史经验反思为该片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也让《青红》在回国后的再度放映获得了本土观众的理解和关注。尤其是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男配角颁给了片中饰演青红父亲的演员姚安濂，工人父辈在影片中的命运嬗变为年轻人补上了一节深沉而生动的当代史课程。三线建设，这个曾经在新中国工业化政策中占据重中之重的历史词汇，重新获得了影像视域内的赋形与再现。记录历史进程并关心身处时代节点上的劳动者个体，《青红》为工群电影的后续发展做出了表意清晰的起手姿势，而王小帅自身的电影创作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也和更多年轻导演一起聚焦工厂空间，在工群电影所特有的转型语境中展现工人故事，内容上不断深入，影像风格则愈加多样化。
其次是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叶，工群电影中出现了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工厂改制和中原腹地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的故事反思，分别是2010年影片《钢的琴》和2015年影片《黑处有什么》。前者的导演是1975年出生在辽宁铁岭的张猛，后者的导演王一淳197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两人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转型过程。从历史与现实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召开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召开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逐渐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称之为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转化为“城市改革的信心”以及“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作为共和国工业化的“长子”，东北工业基地有多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钢铁生产与加工厂，这些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深化时期的重大转变，构成了电影《钢的琴》的影像基础。中国工人群体所富有的智慧勤劳、乐观坚忍，以及在东北文化中尤为醒目的幽默豁达，与转制下岗后遭遇命运大变动的家庭故事结合起来，成为工群电影中高水平达成的文化样本。《黑处有什么》则打开了工群电影与其他类型相互嵌合的另一种叙事可能。导演王一淳将青春电影和黑色电影的类型手法应用在厂区变迁的叙事中，增加了新鲜的观赏愉悦。在上述两部电影上映期间，还有王小帅导演的另一部反映三线工厂家属区的影片，即2012年的《我11》，降低了片内叙述者的年龄设置，通过亲历现场的少年回忆，加强了工群电影的在地化经验实感。
工群电影的第三个阶段以2016年张大磊导演的《八月》为标志。影片在中国台湾获得金马奖两个重磅奖项：最佳影片和最佳新演员。获奖评语认为这部影片竟然时而闪现出“侯孝贤《童年往事》的神采”，媒体人则补充道，“不是《八月》需要金马奖，而是金马奖需要《八月》”。上一部在金马奖舞台上获得如此盛赞的是2009年的《斗牛》。从抗战影片到工群电影，吸引台湾同胞关注并盛赞的始终是真实历史中的共情记忆，在牵动两岸三地的观影中默默滋养着文化上的认同情感。这一阶段内的工群电影出产愈加丰富，2017年连续上映三部，分别是《六人晚餐》《少年巴比伦》和《暴雪将至》。正如第二个阶段里王一淳导演所尝试运用的其他类型化的电影手法那样，以《暴雪将至》为代表的三部工厂题材影片，虽然都把故事的发生时代设置在90年代，且仍以国有工矿企业改革作为情节主干，但是在影片的视听效果追求上，已各自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倾向，比如《暴雪将至》在镜头叙事中向黑色犯罪类型片靠拢，而《六人晚餐》和《少年巴比伦》更想借用青春片的市场优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19年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强力而卓异地推动了工群电影的价值复归。片长足足三小时，巨细无遗地展现着中国工人群体的命运遭际与内在情感。两座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齐齐颁给片中分饰父亲与母亲的王景春和向梅，中国工厂中男工与女工的人物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镌刻。
阐述工群电影的影像意义是题中之义
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享有怎样的话语权，与国家的真正实力密切相关。话语权层面中的文化话语权则直接关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特别需要整体而深入的研究。由电影学界提出的“中国学派”实践研究，正是在服务国家的理念指导下，立足中国语境，真切而深入地关注中国经验，研究那些与历史经历和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实在现象。从学术生产的角度来看，有助于改变长期以来习惯性模仿欧美理论话语的被动思想局面，转而从中国具有的现实现象与思想价值中提炼新知，并进而发展为可资其他国家与地域文化借鉴选用的新知识资源。具体到电影研究的领域，发掘并阐述中国工群电影的概念、指向与内涵意义，既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必要实践，也是电影研究者及时梳理电影创作现象，为中国经验的影像化表达进行深思和总结的重要任务。
工群电影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不言自明——国徽上的齿轮，党旗上的锤头，以及《宪法》序言中国家政体的描述：“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工厂与工人群众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历史上拥有大幅篇章。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之作，194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桥》，讲述的就是松花江上的铁桥怎样在工人集体的团结劳动中被修复架起，在象征胜利的视觉意义联想中完成了革命建国之路的影像叙事。
事实上，中国的电影工业和其他工业体制所遇到的经济转型问题相仿，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体制转向全面市场化的挑战。电影《八月》的导演张大磊1982年出生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大院，1994年的夏天在他的镜头回忆中被书写为昙花绽放般的旖旎梦幻。镜头后的个体经验则是张大磊身为剪辑师的父亲，在制片厂进行制度改革的当口经历着无所事事的焦虑。片中通过《新闻联播》的播报再次告诉观众，1994年中国社会改革重点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数量庞大的工人群众来说，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新名词，更是一个猝不及防地改变了自身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的新事物。对于这样意义重大却又无声地在身边发生的历史转型，唯有身处其中且关怀深厚的本土创作者能够做出及时而有价值的影像表达。进而，提炼工群电影的审美范型，阐述其中包容巨大的影像意义空间，则是中国学派电影研究的题中之义。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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