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电影学派新的美学原则
2020年05月21日 01: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21日第1930期 作者：范志忠
毋庸置疑，中国电影学派是新时代对中国电影提出的新命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成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新的美学原则。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了内生的主体性和影响力，站在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新的历史起点。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在后全球化、后疫情错综复杂的新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作为21世纪以来“正扮演着引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领军角色”的中国电影（张宏森，2011），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电影学派新的美学原则，不仅意味着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理论研究力图摆脱20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的“殖民/后殖民、帝国/后帝国的视野”（李道新，2018），而且标志着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具有民族个性的新的镜像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美学原则。
随着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第二大年度票房、全球第一的银幕总数，中国电影的创作题材开始拓展，与境外电影合作日趋增多,中国电影在海外的实景拍摄也日益频繁，中国电影的美学话语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表达方式。2012年徐峥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人在囧途之泰囧》，把故事的发生地从国内拓展到泰国，叙事的中心聚焦于三个各怀目的之人的泰国之旅，渲染利益与情感的矛盾纠葛的喜剧冲突。影片以12.71亿元创造了中国电影内地票房的奇迹，其境外取景拍摄的制作方式乃至制作立场也吸引了众多后来者效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和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电影制作人到海外取景拍摄，如1994年出品的《北京人在纽约》，那种初次涉猎海外取景而产生的震惊感甚至仰视感，应该说业已成为历史；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开始采取“平视”这一新的美学立场，来完成其海外拍摄制作，如《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横冲直撞好莱坞》取景于美国，《我愿意》取景于巴黎，《杜拉拉升职记》取景于芭提雅岛，《亲密爱人》取景于英国，《有一个地方》取景于布拉格，《富春山居图》取景于迪拜，等等。
与中国电影海外合作的“平视”立场遥相呼应，近年来西方电影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与表现，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改变。众所周知，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的电影话语体系中，中国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贫穷落后的象征。自1929年起，好莱坞在种族歧视的观念左右下，曾经连续拍摄了一组以“傅满洲博士” 为主角的电影，在影片中，“傅满洲”大抵行动隐秘、诡诈，作恶手段离奇古怪，具有明显的帮会特征。直至1980年，好莱坞还拍摄出《傅满洲的阴暗计划》。此外，如塞尔乔·莱昂内1984年执导的《美国往事》、迈克尔·米西诺1985年执导的《龙年》、达里尔·杜克1986年执导的《大班》等影片中，唐人街的华人世界充斥的是诸如黑帮、小脚女人等语汇。但是，在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的格局面前，好莱坞逐步调整了长期以来消极的叙事策略，日益在银幕上叙述着作为积极因素的中国。如《环太平洋》全人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中国香港，《2012》全球最后的避难所“诺亚方舟”是中国制造，《地心引力》拯救主人公的最后希望是中国的空间站“天宫一号”……当前好莱坞电影所建构的中国影像固然是局部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得不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自我调整，甚至因此出现专为中国内地市场而量身定做的“特供版”；同时，好莱坞电影的这种改变，毕竟只是长期以来污名化、妖魔化中国形象之后的一种自我反省和调整。况且，近年来欧美智库、媒体和学界以所谓的“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对中俄等国近年来为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所做的各种努力妄加指责。
显然，面对西方媒体和思想界新一轮舆论战，新时代中国电影学派倡导的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美学理念，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如《功夫瑜伽》的拍摄制作，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恰如影片中成龙饰演的男主角所说的台词，“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作为全球银幕数第一、年度电影票房全球第二的中国，与全球年度电影产量第一的印度，其合作无疑具有广阔诱人的前景；但是，与日趋成熟的中美合拍相比，中印合拍显然尚处于探索阶段，该片中印双方合作谈判因此存在诸多困难与挑战。《功夫瑜伽》制片人张逸松认为，主题表达上中方坚持双方必须“认同影片的成龙标签，而不是中印合作下简单的宝莱坞电影”。影片中瑜伽作为印度文化的符号与象征，不仅为成龙的“寻宝探险”平添了色彩斑斓的异域风情；更重要的是，它提供的“发现自己、世界与自然三者合为一体”的立场与观点，与成龙功夫喜剧所潜含的“个人英雄主义与救世情怀”，各具特色却息息相通，具有广阔的互动与对话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海外的投资遍布包括资源、战略性基础设施、农场等领域。中国电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学建构，有了深厚的现实基础和审美需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分别以侦破湄公河大案、完成中东撤侨两大热点新闻事件为原型，体现出东方特色的人类命运关怀，赢得观众强烈的共鸣。如影片《红海行动》中的蛟龙突击队，以清代徐锡麟《出塞》诗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座右铭，渗透了一种舍身为国的家国情怀，体现出鲜明的东方价值色彩。与此同时，《红海行动》故事的线索从被动撤侨走向主动解救人质，进而孤军深入，夺回沦落在叛军手中的核材料与核技术，制止核武器扩散，则体现出超越国族的使命意识和强烈情怀。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东方话语都不应该体现为狭隘的民粹主义，都应该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年贺岁档热映的《流浪地球》，则以科幻的叙事范式，体现了在未来的世界末日之际人类的家园情怀和自我的拯救意识，体现了中国电影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烈情怀与现代意识，以及一种中国电影学派的东方美学伦理和价值判断。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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