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的大书法家。他开创了新的书法审美范式，创立的“颜体”是可以与“二王”比肩的书风，其《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他在书法上的创新精神不仅在书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的书法发展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频频举办大展  书法重获关注

　　2019年的书坛大幕毫无疑问是由颜真卿拉开的。2018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翻译的海外中国书法史研究名著《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所引起的讨论在书法界方兴未艾。2019年1月，由位于上野公园内的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主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又吸引了国内外众多书法爱好者的目光。平心而论，如果单纯是一次书法界的展览还不会引起圈外公众的关注，但围绕展览中的核心展品——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祭侄文稿》究竟是否该“飘洋过海”借出海外巡展等话题成了社会焦点。当然，对于书法界而言，显然更关注的是颜真卿本身。毕竟，熟悉中国书法在日本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的人，应该知道由日本来主办一次大规模的颜真卿书法大展也有它的理由。

　　与此同时，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东洋馆共同举办“王羲之书法的残影——通往唐代的路程”特展。这个以唐代为中心的展览无疑也是“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的一次外围展。书道博物馆位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不远处，也是海内外书法爱好者的胜地。这所由日本书法家中村不折设立的规模不大的书道博物馆，曾在大堂中央悬挂着一幅由中村不折临摹的颜真卿《裴将军诗》巨幅书法。不仅如此，该馆还收藏有颜真卿的传世墨迹《自书告身帖》。有趣的是，这件有董其昌题跋的书道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不久前也曾借出，在上海博物馆主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上短暂亮相。其实，无论是《自书告身帖》还是《裴将军诗》，尽管都传承有序，也不乏艺术和文献价值，但由于没有被贴上“天下第二行书”的标签，且一直被很多鉴藏界的权威人士怀疑为伪作，所以并没有引起《祭侄文稿》那样的关注度。

　　开创审美范式  引领后世书风

　　颜真卿所生活的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作为唐代书法杰出代表的颜真卿自然也早已为日本人所知悉。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书法史在源头处本来是合一的，但隋唐之后两国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就王羲之和颜真卿这两位中国书法源头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而言，他们在唐以后中日两国书法史上都可谓树立了典范。无论是中国的“宋四家”，还是日本的“三笔三迹”，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两位宗师级人物的影响，以至于一部传播甚广的《中国书道史》的作者、日本书法史家神田喜一郎，把王羲之和颜真卿并称为中国书法的两大潮流。究其原因，王羲之和颜真卿代表了中国书法史上审美范式的两极，王字中宫收紧，而颜字向外扩张。他们代表了两种极端风格，几乎穷尽了中国书法形式美的可能性。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书法家都是各自所代表的形式美范式的开创者。相对于东晋的时代书风，王羲之是“改体”并创造新体的关键人物；而相对于初唐书风，颜真卿的字也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创新。并且，和“碑学”“帖学”几乎水火不相容类似，由于分属不同的审美范式，王、颜两种书风也很难做到“融合”，这从书法史上并没有出现把二者融合为一体的一流书家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对于后起的颜真卿而言，在当时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这种创新的。按照美国学者倪雅梅（Amy McNair）在《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中的看法，颜真卿从创立“颜体”到颜体真正成为一种可以与“二王”相提并论的书风，这一书法史的突破一直要到宋代才真正完成。其论据之一，便是有“帖学始祖”之称的《淳化阁帖》中并没有收入颜真卿的只字片笔，王著编订《淳化阁帖》的时代，内府由源自“二王”的院体书风一统天下。而基于《淳化阁帖》的影响力，尤其是它作为母本被众多后来的官私刻帖一再复制和传播的事实，导致很多时候“帖学”一词就成了狭义的“二王”书风的代名词。直到经过苏轼、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提倡，坊间才出现了收录颜真卿作品的汇刻帖和留元刚所编定的颜真卿个人专辑《忠义堂帖》。倪雅梅认为，颜字从边缘化到最终把“二王”推下神坛的论据，即宋人为了标榜颜真卿的完美人格而人为制造了其书法史地位。这一说法虽未必符合历史实际，但宋以后书法史上习王、颜者均不乏其人，且各有千秋，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注重“源头”创新  推动书法发展

　　21世纪以来，中国书坛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20年的“现代书法”和“流行书风”之后，一度复归传统，以“二王”、孙过庭、赵孟頫、董其昌等“帖学”派正统为代表的小字行草书风格，经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国展”这一风向标的推动，重新占据了书坛的主流。不过近20年来，书坛流行的“二王”风在让书法家们的技法越来越娴熟、字形越来越古拙的同时，也陷入了“千人一面”的创新困境。对此，书法评论界已多有批评，书法家也对几乎陷入一种模式的“二王”风在实践中展开反思。尽管有一些年轻的作者通过取法何绍基、赵之谦等“非主流”书家创作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几乎都很难形成影响整个书坛的风气。

　　此时，回到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之外的另一个源头——颜真卿来寻找整个书坛突破和转型的可能性，似乎就成了一种必由之路。可以想见，2019年初书坛出现的众多颜真卿的话题将作为起点，今后会吸引更多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从以往多少有些被忽视的颜真卿作品中寻求灵感，并引导未来一段时间内书坛的风气从“二王”一统天下走向王、颜互补的新局面。

　　不过对我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学习王羲之、颜真卿等在书法史上开宗立派的书法家的“创新”精神。尽管书法是一种讲求传承的艺术形式，但既然是艺术，就一刻也不能离开创新。需要看到，王羲之、颜真卿两位书法家对于此前书法传统的创新多于继承。王羲之师从卫夫人，宗法钟繇，但“大人宜改体”，开创了东晋的“新体”。颜真卿也是笔法史上传承有序的人物，他曾向张旭学习笔法，但他对于书法史的贡献显然要比乃师更胜一筹。两位开宗立派的书法家并非没有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做到了创新。此外，只有“创新”还不够，书法家所创造的新风格、新流派、新范式还要通过社会效果表现出来。在书法史上，这两位书法家所开创的风格都引起了后世书家的大量效仿，并且在各自的后学者中都出现了书法史上的重要书家，从而体现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明清之际有许多取法金石碑版的书家，比如伊秉绶、郑燮等，虽然不可谓不“新”，但效法者寥寥，缺乏对于书法史的影响力。这样的创新，还只是在“流”上的创新，上升不到“源”的层面。

　　真正的“源”上的创新，应是一种综合的创新。尽管已经无法考证追溯最初的提出者，但所谓“天下三大行书”都是三位书法家真情流露的自作诗文。可见书法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并不仅仅源自对其纯粹艺术价值的判断。今天我们学习颜真卿的创新精神，也不是仅仅拘泥于他的笔法和字形，而是应在技法、艺术、思想和学术等多个层面展开。此外，对于颜真卿的研究也需要创新。相对于国内关于颜真卿大量的年谱、传记式的研究，倪雅梅的《中正之笔》就让我们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部著作并没有使用什么新材料，相反，这部著作英文版出版时，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铭》刚刚出土，作者恰恰并未注意到这一材料。然而，尽管所使用的都是旧材料，但对旧材料的重新遴选和解读本身还是体现出作者的创新意识。反之，如果使用旧的方法来解读新出土的材料，那么这些材料也不会产生创新的学术成果。书法研究如此，书法创作亦然。诚然，创新可能伴随着争议，正如海内外众多书法家和理论家对《中正之笔》一书的批评一样，但也正是这样的学术实践与批评机制，才构成了推动书法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