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要素是我们考察艺术史的重要维度。既往的区域艺术史研究中，多以区域作为艺术史呈现的舞台，较少考察区域内部空间艺术现象的差异化特征，以及差异化形成与区域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固定区域空间背景下的时间叙事传统的延续，难以从逻辑关系上阐述艺术实践和地理空间的互为。本文以抗战时期的陕西艺术活动为例，考察这一时期陕西地域艺术史流变和地理空间的关系，进而探讨区域内部地理空间与艺术现象之间的互为。
抗战时期陕西地区艺术史的流变
陕西位于陇海铁路的中段，紧邻京广铁路，是抗战时期连接西北、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1905年开始兴建陇海铁路，1934年潼关至西安段竣工，1936年12月底，西安至宝鸡段竣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沦陷区民众经由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相继来到陕西西安和汉中或经由此前往西南、西北等地避难，或从西安中转前往延安解放区。无论是自东向西，还是从北向西南，西安都是重要的中转地。进步的艺术家、青年学生前往解放区延安也多半从西安中转。艺术活动因艺术家的空间位移而产生了新的汇聚。从1931年到1945年间，先后活动在陕西的著名艺术家有：音乐家冼星海、吕骥、郑律成、麦新、张寒晖等，秦腔表演艺术家王天民、马健翎，豫剧艺术家樊粹庭、常香玉、崔兰田等，京剧艺术家徐碧云、马最良、关丽卿、齐艳等，木刻画家古元、温涛、胡一川、沃渣、江丰、陈铁耕、罗工柳、夏风、力群，漫画家蔡若虹、张仃、张谔、华君武、王曼硕、王式廓，画家赵望云、石鲁、刘旷、刘蒙天、张仃、黄胄、赵春翔、范里等，小提琴演奏家关筑声和周善同，歌唱家王昆、唐荣枚、郎毓秀、俞以先、翟立中，舞蹈艺术家吴晓邦盛婕夫妇、学生游惠海、伍依文，戏剧家田汉、左明等，以及韩国著名音乐家郑律成、韩悠韩。他们主要活动在西安、延安和汉中等地，并向西延伸艺术触角。他们因战争事件的突发，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位移，或者短暂停留，或者长期扎根。他们的到来既有外来艺术的熠熠生辉，也有与本地艺术碰撞的星星之火，并最终形成了对陕西艺术自宋元以后沉寂数百年的重新点燃。
尽管他们在陕西的艺术活动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终止，但是艺术家们在满足当地民众精神需求和实现艺术抗战的同时，将外来艺术（如不同区域的戏曲艺术，国外的艺术传统、现代艺术等）带到了宋代以降艺术逐步衰落的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艺术的现代转折，获得了较为专业性的审美追求的机遇，在艺术本体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赵望云的西迁和艺术实践深化了石鲁、何海霞、方济众等构成的长安画派，为长安画派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江苏、浙江、北京、上海诸画派相匹敌、相呼应奠定了基础。歌剧《白毛女》成为民族新歌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享誉海内外，直至今天难以超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在流亡的时代倾诉了民众悲愤的心声，激励着救亡浪潮的一次次汹涌；郑律成的《八路军大合唱》成就了《解放军进行曲》的威武雄壮……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至今在中国的艺术星空闪耀，让一个自从明清以来在艺术领域裹步不前的西部省份，竟因抗战而成为全国艺术的中心之一。
西安汉中地区间的艺术风格差异
尽管陕西艺术繁荣展现，但也不是全面开花，而是呈现出不同地理空间的差异。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早期以左翼艺术家为代表，在救亡抗战的主题下，以《黄河大合唱》《延安颂》为代表形成了第一个艺术高峰期。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强力引领下，涌现了以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木刻艺术的“延安学派”为代表影响新中国艺术创作的又一批高峰作品，“延安艺术”由此成为时空概念的艺术高峰。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地区，以赵望云，秦腔易俗社，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常香玉等艺术家、艺术团体和他们的作品为代表，呈现出艺术转型在陕西的落地生根。而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地区，随着来自沦陷区的各种抗战宣传队和流亡剧团，以及西北联大等高校的迁入，艺术之风吹入文化落后的汉中盆地。
上述地区的差异化除了艺术成就存在差别，艺术面貌还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在地化特征。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位于黄土高原，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延安，百年来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俗、民艺、宗教都得到较好的保存。延安继承了当地民间艺术的传统，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对地域政治主题和时代精神进行了在地化表达。在地化体现在艺术语言和审美风格上对陕北地域乃至北方地区民间艺术传统的继承，《白毛女》音乐中的眉户调、河北梆子，延安木刻的新年画画面中中国传统门画的构图模式、造型样式、对称形式和表现手法的使用，以及民间剪纸样式的运用等，归纳起来就是艺术创作的在地化题材、在地化形式和在地化语言。
在以西安和汉中为中心的地区，艺术延续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和市民艺术审美喜好，艺术作品以传统样式为多。艺术家们在时代主题中，以个体的体察和感悟，表达了对地理环境的理解和艺术表达。赵望云的西部写生创作，表现了对西部自然地理环境的表达和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运用，鲜活地展现了“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现实”的艺术精神。刘北茂的音乐创作离不开对陕南自然地理环境的把握和时代主题的共鸣。
艺术家们在艺术语言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倾向于在地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表达，因为艺术家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对所在空间的地理环境必然有所感知和理解，其艺术想象的“有限性”必然存在对所在地方环境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创作中的有意和无意表现。这样一种不约而同的选择，一方面与艺术创作和在地环境对艺术家感官的刺激有关，另一方面和这一时期艺术的传播目标有关。艺术的本质是传递美，抗战时期的艺术传播则更多是基于呼吁全民抗战的服务功能，在地化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是要在表达方式上与在地民众达成一致的审美或者投在地民众所好，为其悦纳并接受，进而实现其功能诉求。
来到陕西的艺术家们，其艺术活动轨迹多受到交通地理影响，以西安为中心，沿着陇海铁路向西，途经咸阳、宝鸡，进而向南到汉中，是艺术活动的地理路线。戏曲演出、美术展览、艺术考察多半活跃在这条交通地理线路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豫剧艺术在陕西的兴盛与传播。
外来地方剧种在陕西的发展传播
豫剧是河南的地方戏，却在陕西颇为兴盛。这源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河南大量人口迁移，其难民数量在抗战时期是全国最多的。战争和黄河泛滥是造成河南难民数量居全国之冠的主要原因。而陕西，因为紧邻河南，易守难攻的军事地理位置，陇海铁路的通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成为河南难民避难的首选之地。众多难民进入陕西，演员和受众在陕西扎根。“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和他的班社在西安完成了豫剧的现代转型。陇海铁路西安—宝鸡段1936年12月通车。从1938年开始，陕西、河南之间设有数个难民管理站，其中设在陕西境内的管理站就在西安、宝鸡和汉中，西安和宝鸡就位于陇海铁路线上。而这条路线恰恰就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1938年来到陕西后巡回演出的地点，也是河南来陕难民聚集最多的地方。交通线路是艺术家们地理空间位移依赖的手段，艺术活动往往也就沿着交通线路展开。常香玉在陕西流亡演出期间于宝鸡结识了她的丈夫陈宪章。陈是剧作家，他为常香玉编写的剧本《拷红》一经问世，标志着常派艺术的第一座高峰在陕西诞生。艺术传播是较为复杂的现象，影响艺术传播的诸多要素中，交通地理当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尤其是在战争时期。这样的情形不仅出现在豫剧中，还有蒲剧、晋剧、评剧和京剧等地方戏曲，抗战期间在陕西的传播都是在西安、咸阳、宝鸡的陇海铁路沿线。抗战结束后，随着难民的回撤，一些剧种在陕西也逐步退出，但是有受众的，就有演出市场，如豫剧、京剧。随受众回撤家乡的，如评剧，20世纪50年代后，陕西评剧团也就解散了。当然这是艺术地理传播的另一个话题了。
上述史实，让我们看到抗战时期艺术史的演变源于战争的非正常事件爆发。从地理角度考察，首先是艺术家们较大规模的空间位移，原生存地的艺术创作方法或模式随之迁移，形成了艺术的空间交流。其次，在不同区域内部，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空间差异信息为艺术家所感知，成为艺术创作的题材和“语言”，艺术与地理环境的互为由此形成。最后，艺术活动的空间轨迹与交通地理形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在戏曲艺术活动中表现尤为突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西部项目“抗战时期的陕西艺术”（14EA1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