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繁荣，离不开“文化自信”的内在支撑。只有在自信的健康心态下，我们才能对自我和他者的文化进行辩证判断。如何以文化自信的姿态推动中国的美学研究发展，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及对当代美学进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美学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历史命题。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思考。
在“自知”和“自省”中审视文化自信
中国学界在20世纪初期接触到“美学”这一学科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之途就此开启。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形成雏形，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向苏联学界借鉴过程中的独立发展，经历50—60年代和80年代两次“美学热”之后发展至今，中国美学界在近代到当代这百余年的历史时段内，经历了从古代美学到当代美学的跨越式发展演化。这种“浓缩性”的发展演化，一方面创造了诸多“从无到有”“疾速演进”的中国美学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也由于这种“疾速”而留下诸多尚待完善的部分。
“文化自信”来自于对自身状况的深刻把握，只有理解自身最核心的优势，才能实现最内在的继承和最充分的发挥；同样，也只有明白自身最关键的局限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局限的突破和超越，通过“扬弃”而抵达更高阶段。所以，“自信”来自于“自知”和“自省”的统一。
每个时代在其各种杂乱的外在喧嚣背后，总有一种最为深层的内核。而每个时代最深层的内核，按照时代发展的历时态维度进行梳理，从而将之凝练为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中国文化历来强调“知己知彼”，只有真正理解中国美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才能不为每个时代喧哗的外在表象所遮蔽。故而，中国美学的文化自信必须建立在对自身“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之上。
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这段时间里，中国学界在与西方学界接触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学习西方那种系统化、学科化的理论体系来建立中国现代美学。在这个过程中，有更青睐西方现代美学体系的学者，也有力图援引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回应西方冲击的学者，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从历史的合力方向上观察，都可概括为一种中国学者在骤然而来的文化冲击之下的“惊醒”。正是这种“惊醒”，让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发展中国美学之路。20世纪30—50年代这一段比前面世纪初的演化和分化都更加剧烈，无论是向西方学习者还是强调回归传统者，其理论的建构都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愈加精致。所以这一阶段可谓是从“惊醒”到“自觉研究”的阶段。
现代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发展作出最重要的文化贡献，还不是一般认为的发生在诸如促发中国美学学科意识等具体方面，而是在现代学科背景下让中国学界开始具备了现代美学最关键的“问题意识”。中国传统美学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体系是否博大而完善，也非是否能如同西方美学那样具有显著的逻辑性、规范性，而是它在原有范畴之内已经过于完善，几乎所有问题都能在“道”“气”“仁”“天”等既有概念中获得阐释，以至于其在长期的“原道征圣宗经”过程当中逐渐丧失了面对未知的“问题意识”。结果当一切所谓的“问题”都能在原有范畴内得到“解答”之后，原本开创性的提问也就沦为封闭性的自问自答。现实的局面就是明至晚清前这段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渐渐不再面对现实发问，而只是沉溺在由“经典”构造出的封闭视界之中难以自拔。而清末民初的中国美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被来自西方的震撼激启，意识到固有模式必须被打破之后，属于现代范畴的美学问题终于被陆续提出，中国美学也开始走上现代转型的轨道。
具体说来，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中国美学的探索模式还相当粗糙，从现在的视野回溯，王国维、蔡元培、滕固、邓以蛰、宗白华等学者其实都还只是为中国现代美学大厦夯建地基而已，起到为20世纪后半段的美学初步繁荣作铺垫的作用，但由于现代学科背景下的“问题意识”已经成为学者们在研究时的自觉意识，中国现代美学与以往传统美学最本质的分野也就此奠基。
在大格局中构建文化自信
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结缘，特别是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对中国现代美学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基础，并赋予中国学界以更为广阔的宏大视域。
20世纪初，中国美学界徘徊在“要中国传统，还是要西化”这种二元对立的苦恼之中。但在唯物史观的激启之下，中国学者逐步意识到无论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其实都只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诸支流而已。若想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就需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构建其更加宏大和开阔的格局意识。传统从来都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总是在不断构建中生成，即动态的“生成”（becoming）而非单纯的“存在”（being）。如果立足唯物史观，就会意识到所谓“中国传统美学”其实乃是古代语境下各种思潮不断撞击、融合的动态发展的存在。
“大格局”的意识，需要真正的学术实力来加以支撑，有持续的成绩和阶段性的成果才有话语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一种现实的要求，那就是中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真正落实为自己的内在动力。同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美学最核心的激启作用，即是促使中国学界意识到“内源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谓“内源化”，就是在吸收、借助外在资源的过程中，必须以“文化自觉”的主动意识去构建自身的内在动力。只有动力实现内源化，才不会成为外在动力的附庸。中国文化强调“自强不息”，关键就在于必须“自强”，具有源于自身的强大内在动力，而且“不息”，能够持续自我发展和提高，并同时吸收一切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外在动力，从而在这一过程中以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态度与时俱进，不断回应时代涌现的问题。
在当代语境下，中国传统美学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其术语、概念之含混和重合。许多构成中国美学核心内涵的术语，比如“气韵生动”“气象”“风骨”“形神”等，都难以准确清晰地翻译成国际通用学术语言。中国当代美学界大量使用西方术语，并非中国学者特别青睐它们，而是因为这些西方术语，如“意识”“美感”“文本”“语境”等，中国学者不需要花费太大的精力就能理解其内涵并且运用于具体阐释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美学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必须使用域外人士也能理解的清晰术语，如果我们当代学者所用的术语仍然缺少可传达性，那么这些概念在西方就不可能具备太大的影响力，只能局限在所谓“区域美学”的范畴内，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礼记》有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当代美学学者在构建自己的话语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些话语虽然是在国内被提出，但绝不能仅仅局限在国内“自说自话”，而应该获得全球学术话语圈的认可和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被归类为合格的中国当代美学，因为这些美学理论无法用中国话语向世界传达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近代以来，美学领域几乎所有流派都发源于欧洲和作为后起之秀的美国，理论思潮的转向也首先发生在欧洲。从强调体系性逻辑性的德国古典美学，到侧重非理性、潜意识的精神分析；从强调文本研究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到侧重就接受过程展开研讨的解释学美学和接受美学；从强调历史辩证法的法兰克福学派到侧重以积极态度彰显其“片面的深刻”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都不是源发于中国学界。季羡林曾在《东学西渐与东化》一文中提到，“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为何中国总得被动提防被“西化”，我们怎么就不能去“东化”欧美呢？所以，中国学界意欲在21世纪的美学领域获得话语权，就一定要拿出能展示中国学术实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接受和承认的成绩和成果。
综上所述，所谓“中国现代美学”，不能是中国学者自我局限在“国别概念”下的“区域美学”，而必须是中国基底的“世界美学”。即，在具有内在的“中国精神”和外在的“中国风范”基础之上，能够与全球美学其他同行或领域具有更大的通约性，可以进一步辐射周边区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格局的美学。
当代中国美学学者只有把握自身发展演化的“内在理路”，才能更充分地体现文化自信。而只有具备“内源化”的文化动力和“大格局”的意识，当代中国美学才能将中国传统美学转化为可资汲取的精神资源，同时将西方现代美学作为积极借鉴和认真反思的对象，达到“真力弥漫，万象在旁”的境界，在持续的自知和自省中不断向更高层次迈进。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