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政策的指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家艺术基金的大力扶持下，话剧创作出现了红红火火的势头，原创作品多，舞台演出多。但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创作上出现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有些作品有生活，没思考；有内容，没思想；有人物，没形象；有乐趣，没意义。这些问题的存在，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直接妨碍着话剧艺术质量的提高。那么，如何改变，使话剧创作更健康地发展，推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使话剧真正体现“艺术”的追求，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此，笔者以2016年的话剧创作为例，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看法。
话剧创作缺少好作品，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相比之下，主观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当然客观原因也不能小觑。
就剧作创作方面而言，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剧作家为了赶工期或者多挣稿费，不去认真地深入生活，创作上也是东拼西凑地“凑合”，只凭着以前的生活积累“硬编”，把创作当成“任务”来完成，“交活儿”就是目的；二是有的作家有生活积累，创作上也不是不努力，但因为思想认识水平的局限，对生活缺乏思考，抓不住生活本质的东西，就出现了作品“有内容，没思想”的现象。这些作品让人看了感到味同嚼蜡，提不起兴趣。那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发现问题，并在剧作中展现出“闪光”的思想，这是由一个作家的生活积累、理论修养、知识储备以及拥抱生活的激情所决定的。从2016年出现的几部话剧作品可以说明这一点，如《去往何处》《一诺千金》《玩家》《家事》等。
《去往何处》（编剧蒲逊、唐栋，导演王筱頔，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出品）是一部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剧作家抓住了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写出了熟悉中的陌生化，让人们在不经意间感到触目惊心。比如，当“一真堂”生产的“再生丸”因为药材被污染而停产，“一真堂”不能开门为病人治病时，作为“一真堂”的传人童书鸿感到苦恼不堪。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环境的恶劣，是一些人不作为，是那些药农为了赚钱而滥施农药造成的。可是副县长易卓恒却反问他：“如果你是个君子，当初你一门心思要发展你的‘一真堂’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如果想了，你为什么第一时间找我这个当副县长的大舅子帮忙呢？难道你不是想着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吗？难道你不是想着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顺利地达到你的目的吗？难道你想不到你‘一真堂’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关系中，已经损害了别人的利益吗？”易卓恒的话让童书鸿无言以对，这些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通常一味地指责别人，从没有想到这其中也有自己的责任，更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对“一真堂”的“贡献”——“我发展了‘一真堂’，让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再生丸’率领着‘一真堂’，成为了知名的医药品牌，达到了历史发展的巅峰”，怎么就在自己的手里“关门”了呢？是母亲的话解答了他的困惑，也刺醒了他的神经。母亲说，“一真堂”普救含灵之苦，生生不息一百二十年，今天，不到十年的功夫你就关门了，原因是什么呢？“是人祸！我说的不是别的，是你！你的心不安静，给‘一真堂’开错了方子，破坏了‘一真堂’的平衡。你那个药材基地一下子把‘再生丸’开发出二十几种保健药，满世界地招摇，名气是大得很啦，可这名气底下呢？是空的！”“一真堂”的宗旨是为了治病，不是卖药赚钱。
母亲的话就像一把犀利的匕首刺痛了童书鸿的心，又像是一盆冰水浇醒了童书鸿那懵懂的头脑。因为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想发展“一真堂”的善良愿望却成为了关闭“一真堂”的根本原因，他半生的辛劳得到的却是“南辕北辙”的结果！
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人们常常习惯于指责别人，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如阿娴的母亲，她只想着为女儿治病希望医生用好药，却不知道用农药、化肥种出的药材是制不出好药来的。可她却说，为她女儿治病的“再生丸”的药材“不是她种的”，她为了多挣钱只能这样做，内心没有丝毫的愧疚与不安。《去往何处》让我们警醒，更让我们反思。它警示我们：在雾霾围绕着的现实世界中，也许每个人都应该停一停盲目而匆忙的脚步，扪心自问：我该去往何处？！
正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诚实”与“守信”的问题，我们才感到大连话剧团推出的《一诺千金》（编剧杨锦峰，总导演王晓鹰，导演刘丹、王剑男）是多么可贵，多么有现实意义。该剧讲述亲情与恩情、友情与承诺的问题，在信仰危机的现实中给人们提出了另一种思考。剧中的周海燕之所以令人敬佩，就在于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哪怕为此付出终身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幸福，也无怨无悔，因为她的心灵是洁净的，精神是充实的。在有些人看来，周海燕可能有些傻。然而，正是她的“傻”显示出了一种人性的崇高，也反衬出那些“识时务”的“聪明人”的卑微。
值得人们玩味的话剧是《玩家》（编剧刘一达，导演任鸣，北京人艺出品），该剧针对当下社会上出现的“信誉”丢失、价值观念混乱的现象，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写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剧中通过老一辈收藏家靳伯安和年轻一代收藏家齐放等人物的描写，在揭示真与假、人与物的关系过程中，展示他们的人生理念、价值观念、为人之本、处世之道，让观众看到了人间正气与人格品质，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思考。该剧的结尾，靳伯安愤怒地砸碎了三个元青花瓶子，一些人想靠倒卖假古董发财的梦想破灭，那情景不仅令剧中人“吃惊”，也大大地出乎观众的意料，使他们的情感受到了震动。剧中以幽默有趣的语言表现京味话剧的特点，以扎实的表演塑造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家事》（编剧孙大逵，导演房蔚，山东省话剧院出品）则抓住了今天普遍存在的孩子教育问题，从家庭琐事中开掘出艺术的美。剧中写得最鲜活、最能体现青春活力的戏是三个孩子的情感变化，尤其是他们处于困惑之时的那次“聊天”，不仅披露了三个孩子——莉莉、雷雷和小美的内心情感，也写出了他们对生活道路选择的关切，以及他们对理想追求的渴望。剧中的雷雷和小美是“宅男”、“宅女”，生活没有目标，人生没有理想追求，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没兴趣，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对父母的话只当“耳旁风”，一切都我行我素。可是，又有多少父母了解他们的苦恼呢？对他们不只是“指责”、“教训”，而是耐心地倾听他们的“诉说”呢？雷雷对爷爷说：“爷爷，我不想啃老，其实我早就烦透自己了！黑白颠倒，浑浑噩噩，晚上老失眠，我只能靠打游戏麻痹自己的神经了。每天也想着出去应聘，但又不敢面对现实。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快乐，只有焦虑、抑郁……”他对莉莉说，“生活对于我来说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完的坎儿。”而小美比雷雷更加“变态”、生猛，一心想着“出名”，为参加“选秀”刻意地“改造”自己，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名誉；为在报纸头条上“露脸”，竟以“未婚先孕”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看上去缺少“管教”的孩子，对自己却有着清醒的认识：“爷爷，我知道什么是廉耻，我知道人要活得有尊严，我去参加选秀就是想引起所有人对我的关注，寻找一点儿存在感。爷爷，我错了！”尤其是当他们俩听了莉莉谈去青海支教的体会时，谈贫困地区的孩子的纯洁、真诚，对知识的渴望，不仅感动了他们，而且给他们的思想照进了一缕阳光，为他们的心灵开启了一扇窗户。莉莉说，“青春是什么？我觉得所谓青春就是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就是渴望的状态、憧憬的状态，也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状态。”她说，“去支教前，我想自己要像太阳，照亮那块地方。到了那儿才发现，我只是一根火柴，照了一会儿亮。那就让我用毕生的时间，做一根持续发光发热的火柴。”莉莉的话深深地触动了雷雷的情感：“莉莉，听了你的话，我好像不那么烦恼了呢！”莉莉劝他发挥学美术的特长去搞设计，孩子们一定喜欢。小美鼓励雷雷做一个新时代的“创客”。同时她自己也想去体验一下，为雷雷搞设计做模特儿。看到三个孩子的转变，不仅洪老爷子一家高兴，连剧场里的观众也无比兴奋——“要是我的孩子也能这样懂事该多好啊！”可是，这样的效果却不是“批评”、“指责”甚至“打骂”能够得到的。正如洪老爷子对儿子洪钢说的，“不要老给孩子讲经验，你说再多也不如让他摔一跤，每个人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会少。” 这是该剧创作上的一大亮点，它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给观众带来了新的思考！
这些戏并非完满无缺，但作家对生活的捕捉、对现实的思考，让鲜活的生活跃然纸上，让鲜明的思想在作品中“闪光”，是这些戏吸引观众的创作“亮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