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启宇 汤伟:全球“深度城市化”领域的“中国贡献”
2018年06月27日 08: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7日第1480期 作者:屠启宇 汤伟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基于对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发展格局和中国发展特点形成的重大判断。到21世纪中叶,也恰恰是全球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世界城镇化展望》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城市人口仅有7亿多,占全球人口的29%,且主要分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2014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全球人口半数,达39亿。到2050年,预计全球城市人口将超过70亿。从现在到2050年,全球大部分的城镇人口增量,将贡献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

  与全球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

  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动力机制多样化和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将驱动全球城市化出现由浅入深的诉求。深度城市化旨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时实现以人为本、效率提升和社会包容。然而,基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深度城市化在不同类型国家有着不同障碍——成熟市场经济体城市遇到“城市发展迭代”难题;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陷入“浅度城市化”陷阱的风险;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城市化赤字”欠账,城市化进程尚未启动或者缺乏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的实质动力。

  全球主要国家都把深度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战略和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过程中充满机遇,也有着重大挑战。

  机遇主要体现在:一是深度城市化带动能源、水、交通、教育等有形无形基础设施大量投资需求。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数据,2016—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相当于每年全球增加值的3.8%,约3.3万亿美元,新兴市场经济体占其中60%。二是深度城市化使更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行列,全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到2030年人口增长只能解释25%的消费增长,其余将来自收入提高带来的消费水平升级,物质产品逐步向旅游、健康管理、教育等服务转变。三是深度城市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吸收配置资源,各类生产要素和文化流动性增强且呈现加速态势,进一步为创新发展奠定基础。

  挑战也是明显的:一是资金仍然短缺,深度城市化规模宏伟,需要资金量难以想象,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在世界经济增长形势不明、各地区公共资金都异常短缺的情况下,必须尽可能多渠道的资金动员、创新融资机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二是不同类型的深度城市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困难和障碍,需要不同的战略规划、政策工具和执行过程。同时,这些规划、工具和执行需要有效地协同,而国际社会如何进行盘整、执行仍是未知之数。三是认识不足,对涉及城市化的许多新型问题没有取得突破,譬如经济增长、气候变化、资源危机、能源安全、社会稳定等议题相互嵌入、相互渗透,而信息化又持续深入,深度城市化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问题,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案例,亦无有效的解决办法。

  机遇和挑战说明深度城市化是涉及全领域、全层次、全流程、全机制的综合变迁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要有历史经验的积累,且需要文明互鉴并吸收一切可能吸收的优秀成果,在技术、制度和管理诸多方面进行创新才可能获得成功。

  中国具有引领全球“深度城市化”能力

  无论成熟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深度城市化的强大需求,且国际社会围绕深度城市化实践达成了广泛共识。尽管达成共识,成熟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基于各种原因,要么缺乏意愿,要么缺乏相应的能力。

  首先,成熟经济体缺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深度城市化意愿的原因在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兴起,政府缺乏对外投入的动力,开始内卷化;世界经济低迷,市场回报率下降,对投资激励不足;随着后工业社会来临和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其自身城市内部也出现贫富分化、空心化等问题,说明其自身原有的治理机制如何适应新情况也需重新探索,机制创新不足;对信息科技、生命科学以及气候变化等带来的新问题认识不足,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其次,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深度城市化有明确认识,并具备推进深度城市化的意愿和决心,却受到多个方面限制。一是限于自身执政经验、管理能力、资金缺乏、历史遗产,难以有效推进城市化在科学的轨道上深化。二是受世界体系约束,只能在既有国际分工体系下推动,比较优势难以发挥。三是发展阶段的错位,一些关键城市产业或者结构过度早熟,或者发育不足。四是气候变化、资源危机、政治稳定、能源安全等多种多重矛盾叠加,处理新问题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案例。

  最后,其他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尽管部分地区和国家还处于争取和平和稳定的阶段,整体上已具备了发展的迫切意愿和条件,但仍面临多项关键限制。一是对于发展道路尚缺乏充分考虑,对深度城市化的重大发展价值还缺乏认识。二是缺乏引导自身发展的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包括价值理念、具体方案和执行落实。三是缺乏支撑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四是制度软能力和人文环境也存在欠缺,激励不足,资源难以最大化利用。

  这三类深度城市化还存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一是动能不足,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尚未形成、经济增长乏力、就业创造缓慢。二是资金不足,基于资金使用效率、融资机制等方面的原因,不仅发展中国家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发达国家也面临基础设施更新的资金问题。三是体制创新不足,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规模的城市化,许多既有制度妨碍了良性健康城市化的出现,譬如土地利用、住房建造、人口移民管理等。四是认知不足,对许多城市化问题的理解没有取得突破,譬如信息科技对城市化的影响,资源环境和城市化的关系等。

  在全球范围能够领导深度城市化的力量,需要同时兼具 “意愿”“能力”和“认知”,中国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行为主体。中国是目前国际社会具备推进深度城市化意愿、能力、操作路径和经验的主要大国。这决定中国在推进深度城市化方面能够而且应作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贡献中国智慧的重要着力点。

  探索高品质城市化之路

  中国在“深度城市化”领域所作出的“中国贡献”体现在,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共同探索更少占用资源与空间,更少自然影响、更大社会公平的高品质城市化之路,以达成在民族复兴的同时,不占用过多的世界资源,不影响他国的发展与增长。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多类型城市化伙伴关系。构建多层次交往渠道,国家和城市都要积极利用市场、民间交往等方式,推动“思想—经验—规划—投资—建设—引资招商—运营”全产业链条“走出去”。“走出去”需要与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落后发展中国家主要在于减少城市化“赤字”,新兴市场经济体则要超越“浅度城市化”,成熟经济体则要应对全新挑战,实现城市发展迭代。

  第二,深化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培养国际化的城市研究、建设、管理人才,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在资金、人才、活动、知识等各方面支持联合国人居署及相关国际组织推进深度城市化的规划和项目;扶持和发起城市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交往网络。

  第三,总结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以科学研究、案例提炼、实践培训、学术交流等方式总结中国城市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通过国际对话检验中国经验的国际适用性,并通过国际组织和民间网络进行及时有效的传播。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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