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与传播研究凸显学术史价值
2021年07月22日 08: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22日第2213期 作者:王泱

  社区与传播息息相关。切实加强对社区与传播相关研究文献的回述性研究,从社区的定义及其形态的变迁展开讨论,进而考察社区与传播的关系,并梳理针对社区与传播这一交叉话题所进行的研究的议题和方向,无疑具有学术史价值。

  社区场域中的交往

  社区的定义和社区形态的变迁。在学术话语体系中,蔡禾认为社区是包含以下几个特点的“互动共同体”:有共同地域空间,有一定人群,人群处于相互交往中,人群间具有共同利益和认同感或凝聚力,人群间有一定的组织和联结原则。而在政府话语体系中,“社区”既是一种区域性社会单元,也是一种基层治理模式的体现。

  随着社会形态和结构的变化,当代中国的城市地理社区经历了从“生于斯、死于斯”的“地缘”社区,到“业缘”为主的单位社区,再到“趣缘”为主的商品社区的转变,也带来了居民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都市的劳动力大转移。快速的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进程,使人和空间的关系、社区的结构、社区组织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社区环境开始衰落和改变。

  社区中的传播和交往。社区与传播、与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较为悠久的研究主题。如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培养并强化他们的“社区意识”,很早就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问题。

  罗伯特·帕克最早把社区的概念引入传播学。施拉姆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着共同的词根,这并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谢静等认为,在传播学视域下考察社区,把社区看成由传播所构成的网络,可以发现在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传播居于核心的位置,带来了文化的共享,增进了社区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促成了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和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传播也在构建社区,因为有了传播和交流,才使得社区成为富有意义的时空存在。

  由于生活场景中的重叠大幅减少,原有的以人际传播为主的社区传播系统无法建立,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开始建构新的社区传播系统。宋晖认为,居民在诸如业主群等新媒体传播系统中,互相交流,参与社区事务,形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催生了社区进一步的传播和文化实践,并促成了社区权利意识。

  基于互联网的地理社区重构

  虚拟社区的产生。互联网已然成为社会的基本连接方式,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深刻地变革着人类传播活动的形态。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影响了传统的“一对众”的传播关系。

  周葆华引入了“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概念,认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中国,这一特征不仅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新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以聚焦内容的“媒介使用”为核心的研究范式,成为理解公众行为与心理的新路径。从社会形态角度分析,曼纽尔·卡斯特、黄旦等中外学者均认为,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正在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

  社区的概念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发展也在不断发展。“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催生出大量基于网络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谢鹏认为,虚拟社区颠覆了传统社区以地理为划分标准的社区模式,主要以“趣缘”为集结方式,人们在虚拟社区中交流沟通,进行信息、知识的交流和分享,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人际关系。

  莱维娜等利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的框架,定义了互联网时代的“在线场域”。达尔格伦在著作《电视与公共领域:公民、民主和媒介》中提出了构成公共领域的四个向度,即社会结构、媒体组织、社会文化互动和媒介内容,试图对公共领域进行重新概念化,后期又将这四个向度简化为结构、表征与互动三个构成性向度。一些学者参考这一分析框架,对网络社会中的在线交往平台和社区开展了实证研究。

  虚拟社区对地理社区的影响。虚拟社区到底带来地理社区的兴荣还是衰败?有研究延续了社会学家对现代化进程的谨慎观察态度,认为信息技术的日益使用减少了当地的互动,可能导致社区危机,城市社区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互不相关的邻里”。

  也有研究发现,在虚拟社区的起步阶段,社区成员更热衷于虚拟身份的在线交往。然而,随着社区网络互动行为的深入,社区成员的互动开始延续到线下,线上交往和线下交往汇聚一体。互联网将地理社区和虚拟社区进行了叠合和重构,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地理社区发生了变化。“互联网+社区”的形式,促发了社区居民通过网络空间进行信息分享和沟通的活动。

  在国外,最著名的两个大型案例当属鲍尔·洛基奇的“传媒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和基思·汉普顿等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Netwille(虚构名)进行的研究。研究围绕虚拟社区交往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展开,展现了虚拟社区交往在促成居民线下交往、形成居民社区共同价值以及增强居民归属感、凝聚力方面的作用。

  李洁认为,随着互联网的介入和普及,虚拟社区再次繁荣了现实地理社区,促进了“社区关系网络的重建”。牛耀红通过对一个西部乡村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群的研究,探讨了其再造社区、建构乡村内生秩序、促进乡村社会发育的过程。王锡苓等对北京皮村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深入研究皮村新工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完成的自我赋权现象。

  地理社区重构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信息科技革命和电子媒介的兴起,解构了传统的社会交往格局,也重塑了新语境下的群体意识,公众的媒介使用行为日益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互联网也成为崭新的社区日常交往空间和独具优势的社会动员手段,基于互联网的社区参与研究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议题。

  对社区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参与的主体、类型和形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等维度。杨敏认为,不同的参与实践建构出来的是不同的社区。

  当前,不论从研究对象上还是研究视角上看,社区与传播研究的话题都仍然存在多种研究面向,这一方面表明相关的理论与研究目前尚在活跃期,另一方面也表明相关研究仍然没有一个成熟的定论,还处在寻求整合的阶段。从研究层面看,当前的相关研究要么是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从西方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中获得灵感,再用中国当下的具体现状去印证这些经典理论的正确性;要么是非常具体的实证研究,针对一个网络虚拟社区(如某个微信群)或一个实体地理社区或一个具体事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从研究对象上看,针对社区媒介进行研究的较多,但是把社区居民当作研究对象,针对社区居民基于互联网的整体信息交互情况的则较少。从研究视角上看,大多数研究者仍然是媒体本位和大众传播思维,即仍然将社区中的传播视为一种一对多、单向度的大众传播,从互联网全员参与传播的视角进行的研究较少。这些现有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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