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亟待深化
2020年02月21日 01: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2月21日第1870期 作者：汪罗
20世纪90年代，海默（Hammer）曾效仿罗杰斯（Rogers）评述施拉姆（Schramm）创构传播学的情形，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建制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说明。他认为，二战以后，来自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都曾踏足跨文化传播领域，关注不同跨文化语境中信息交流与文化互动的学问。后来，这些人都离开了，唯独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留下了，在这块待开发的交叉领域继续深耕。1959年，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将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两个词并置，创构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标志着跨文化传播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关注。此后，跨文化传播在20世纪70—80年代逐步被建制成为一门学科。虽然跨文化传播诞生的历史已有60余年，但显而易见，研究者更多思考的是文化信息在国家、组织等主体之间流通的表层问题。所谓“治学先治史”，即便跨文化传播思想史不能成为一门显学，也应该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始终未能得到重视。
理解作为研究本体的“跨文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起初的“跨文化”研究并非学科门类，而是指称一种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它可以追溯到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的“轴心时代”，以及意大利哲学家维柯（Vico）的文化“多样性与共同性”的理论命题。早期的“跨文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国家”这一维度，强调西方国家强势推行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及文化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通行等一系列实践论题，这一点也正是始终困扰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因为以“民族—国家”为切入点，仅仅是“跨文化”研究脉络中极为狭隘的一个传统。如若将研究尺度局限于此，我们的想象力也势必会受到限制，对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的认知和研究存有偏见。
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是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更是促成一类文化得以延续的动力机制。我们应该做的，是探寻跨文化传播主体如何界定自身所处的文化边界，以及如何理解文化边界中文化要素的普遍与特殊、差异与间距、趋同与离异等论题，以此来超越“民族—国家”的单一视角，从而扩充“跨文化”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从学理上讲，任何一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都是跨越文化边界的传播行为与传播实践。在此，文化边界并不单单囿于国家与民族，它也可以是地理、疆界、宗教、族群、性别、语言等其他文化要素，这样的“跨文化”研究才更加接近“inter-cultural”（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概念。以此为前提，我们才能将“跨文化”研究的历史置于整体的历史脉络之中，重新建立起囊括文化边界不同指向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而不是按照既有的书写方式进行比照与裁剪。
理解作为研究范畴的“传播”
自跨文化传播诞生以来，围绕对于“传播”的不同理解，相继产生了“殖民—控制”“冲突—理解”两类研究传统。就前者而言，它是一种传播之“术”，直接结合了跨文化传播学科得以在美国诞生的理由和背景。譬如，美国著名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专家萨姆瓦（Samovar）关注焦点即是跨文化传播的“殖民—控制”这一维度。他认为，“促使跨文化传播势在必行的一个原因，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取得核威慑的能力”。再往回看，我们还可以发现，澳洲、美洲等地以及欧洲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都是当时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借用强制移民和武力屠杀的措施来推行其文化政策及殖民意图。有了这样的历史铺垫，研究者对在跨文化语境下进行的大多数传播行为与传播实践的理解和想象就会不自觉地与“殖民”抑或“控制”的意图关联起来。
现实情况是，“殖民—控制”固然是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内涵的题中之义，但并不是全部，更不是跨文化传播旨在实现的价值遵循的本质。如若只是将“殖民—控制”作为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概念框架，我们的视野就会受到极大的遮蔽，在研究中刻意突出“作为政治的跨文化传播”的解释效力。相反，我们还需要重视跨文化传播中的传播之“道”，开掘“冲突—理解”这一维度的思想史资源，以此来解释“作为日常生活的跨文化传播”的丰富性与混杂性。此中，尤为重要的是追溯跨文化传播形塑“人之为人”的内在机制，追溯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中关于“人之存在”及“人之命运”的思想资源。因为作为“以传播为目的”的结群型动物，人是最能彰显文化边界的有机要素，是文化的结晶。在传播之“术”的视域中研究思想史，借用先哲的思想来反观当下的问题，也许并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反之，在传播之“道”的视域中研究思想史，我们就有可能为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带来增发新知识生产的可能性。
理解作为研究路径的“思想史”
整理和阐释人类思考跨文化传播的思想历程，必须要明确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的载体、重要文本、思想家及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等内容。现在来看，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叙事方式，仍然是较为传统的“人物研究法”，摘选重要的思想家对于跨文化传播的描述与观点，并按照时间次序予以排列组合。尽管这种做法非常必要，但其缺憾亦十分明显。
首先，我们很难从中发现基于自觉性和自主性而建构起来的研究著述。大多数著述的立论起点都是对业已达成共识的思想史资源进行重复消耗，忽视那些潜在的思想史资源。就如传播研究迷思“四大奠基人”一般，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亦是将两个“霍尔”（爱德华·霍尔和斯图亚特·霍尔）奉为圭臬。而作为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认识论和知识论来源的（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并不成为主流和常态。我们亟待深化的，是重新确认经典文本及重要人物，重新建立跨文化传播的思想谱系，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史。其次，这种“人物研究法”，只是“思想家的历史”，这些思想家的著述可以随意地被整合为某个研究传统，甚至是一类学派。鲜有研究成果能够将思想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中予以考量。值得提及的是，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对此征候已有诸多反思，其中至少有以下两个研究路径可供参照。其一，开掘现有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失语者”和“失踪者”，探寻此类思想史资源“失语”及“失踪”的缘由及表征。譬如，上文所述之（文化）人类学及结构主义语言学便是很好的切入点。由此，我们或许还可以建构一个“复调”的思想史景观，而不是任由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沦落为既有的主导叙事进行自我展演与自我重复的附庸。其二，重视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的外围诸如图像、制度等资料，使其成为除思想家的描述及观点之外的思想史文本，帮助我们重建更为丰富、立体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史。
总体来看，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是一座重要但却未被深度开掘的研究富矿。当全新的知识语境与社会语境轮番登场，共同赋予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新的内涵和新的任务时，我们必须要在对人类数千年的思想历程的回首中期许未来，让跨文化传播思想史研究收获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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