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漫长的面对面传播历史相比，今天的传播发生了根本性的“移动转向”。神速而发达的交通与通信传播系统使人们有计划地或即兴地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在聚散之间，只要人们愿意，永恒联系成为可能和现实——人们灵活地选择面对面互动或者虚拟互动。

　　亲近的强制性及其“专制”

　　人本质上是要彼此联结的，因此，抵达他人具有强制性。为实现联结，人必然要在多种意义上移动。为了获得生存资源（亲近物、地方、资源等）与社交支持网络（亲近人），人会在物理空间中做垂直或者水平移动，也会在社会空间中持续移动（向上攀越社会阶层，或者打破职业藩篱）。但是，人之移动性需求应该是通过自我选择而得到自足的；否则，就构成了杜朗顿（Duranton）所称“亲近的专制”（tyranny of proximity），即，个人移动与否是由外在力量所决定的，就是人权侵犯。比如，人们想接近某种资源、某地、某人，但不被交通、通讯条件以及他人、社会所允许；或者，人们不欲接近，他人或社会强制性地侵入人们的个人时间与空间。源于他人以及社会结构的“专制”解除，事关社会变革，而来自技术条件的“专制”，则更容易通过技术革新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除。

　　从历史来看，人类的移动性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讯息的速度就是物理交通的速度。传播观念表达了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希望增进讯息在空间遨游的速度与效率。第二阶段，由于有了电报，信使不需要做实际的物理移动，讯息就可以到达收信人。缺陷是送信人要有一个接收装置、一个固定位置，收信人要有具体物理位置。第三阶段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移动传播时代。传播技术保障了“移动的肉身化”，固定的时间、地点、人、情景等限制被解除，人类移动性这种首要的基本权利似乎得到最佳保障与最有效实现。从个体层面来讲，行者无疆；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讲，社交支持网络可随身携带；从整个社会意义上看，日益增长的可抵达性，使永恒的联系成为可能。而其反面则是：不拥有这种装置就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权利剥夺；或者因为装置，被不期而来的互动强制卷入，这都可能成为“亲近的专制”。

　　亲近专制的解除：“花园篱笆”式传统社区的重置

　　从互动形式来说，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似乎颠覆了传统社区以及以面对面方式进行的社会互动；但从人类情感和心理需求来说，CMC又可以被看作是传统社区的重置，因为它精妙地满足了人们对闲聊这种最古朴自然的传播方式的需求，而从具体的传播过程来看，CMC发挥了以下三方面的功能。

　　第一，CMC成为便携式社交支持系统。人类最古老、最自然的传播是在小的、稳定的社区，进行频繁的“修饰性交谈”，这种“修饰性交谈”也就是闲聊、交际性交谈、浅白交谈、社交美容品。这种交谈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一种产生愉悦或缓解压力的过程，是人际距离的黏合仪式与填充物，有助于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确定各种关系。然而，在移动日益加速的现代社会中，与我们的社交网络进行修饰性交谈的质与量都受到严重局限，这种受限就是“亲近的专制”，人们的压力难以舒缓，社交支持性供应减弱或匮乏。于是，人们需要寻找治疗性闲聊以及保持各种关系的新方式。而移动传播允许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文本与语音进行闲聊，这提供了现代生活对于压力和疏离一种有效的、新的解毒剂，类似于凯特·福克斯（Kate Fox）形容的发生在传统花园篱笆式社区中的舒缓流淌的闲聊。因此，移动传播是一个随身、随心而动的社交支持系统。

　　第二，CMC有助于发动和建立人际关系。CMC为人们发动关系打开了大道，比如聊天室、约会网站，以及手机的“摇一摇”等功能被人们用来寻找附近的情愫。在CMC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与面对面传播“惊人地相似”。人们在此交换信息、争论、达成共识、表达同情和支持，制定计划、头脑风暴、闲聊、恋爱、寻找或失去朋友、玩游戏等。他们的关系从冷漠以及初遇，到热烈、亲密的聚集。如果说有差异，CMC中的情感传播比面对面更为直白和频繁；进一步说，CMC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新方式——把关系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创造一种新的、真实的人际关系和社区，理论上讲，人们能够和全世界的人互动并有机会遇到和自己有共同情趣爱好的人。这在真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尽管要达到与面对面互动同等的印象或关系定义，CMC需要的时间比面对面传播更长，但这只是时间和方法的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

　　CMC不仅为人们建立和保持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打开了更广泛的通道，还鼓励了更多互动，产生超人际效果，有时甚至比面对面传播更亲社会性。正是并只有传播技术才为我们提供了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做灵活选择的可能性。在CMC中，当缺乏情境线索时，受者会填补缺失信息的空白。而且，社交网站提供了大量有关他人异步的、非侵入式的信息，有助于受者降低对他人的不确定性；从传者来看，基于文本的CMC有助于选择性地自我呈现，那些在面对面传播中会给传播者印象减分的因素就被规避了，还减轻人们的传播焦虑，把关系伙伴看得更为积极；从渠道角度来看，CMC使用者利用媒介独特的机械特征来编写合意的讯息，减少面对面的恐惧感、罪恶感、愤怒和自我意识及其摩擦，从而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亲近感。

　　第三，CMC帮助保持和管理已有的人际关系。现代生活使人们离开首属群体到异乡去寻找生存、发展机会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通勤时间和工作压力的增长也使人们无法保持经常性的面对面互动。于是，人们借助传播技术，既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又不必有强烈和频繁的互动。人际关系作为个体的社交支持系统，使关系双方在危机中、做决定时、痛苦，失意、压力等情况下获得鼓励、认同和关爱。传统社交支持系统的支持供应可能在适时性方面大打折扣，而CMC的优势则在于其供应的是适时的、“安稳如家”的支持。

　　亲近专制的复权

　　但辩证来看，CMC有助于解除亲近专制的同时，也是亲近专制复权的因素，比如它为电子围捕、欺凌、谎言、社交网络电子茧等人际黑暗面留下空间。

　　一是电子围捕。围捕是一种对他人施加强制关系的拼死努力，而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他人所欲。CMC语境下的围捕更为容易、更为持续、更难以阻隔——因为，总能被抵达！比如，人们可能在分手后收到前任关系伙伴通过各种电子账号发来的各种语音和文本讯息——提出和解要求，或者实施关系暴力（威胁、毁坏荣誉等）。二是电子诽谤和欺凌。出于各种目的，人们会在CMC中散布他人的亲密、隐私或者错误信息，这就是电子诽谤。当事人在信息狂热中感到被威胁、侮辱，要说出真实情况非常困难。三是欺骗、撒谎成性。在面对面互动中，人们是通过大量非语言讯息来识别欺骗的，而CMC只有靠我们的输入，书写的内容很容易造假。四是社交网络电子茧。社交网络的使用程度常常导致对人际传播的不同影响。其一，中度使用者兼顾线下与线上的人际互动，不会带有明显的媒介人际偏向，因而在人际传播和社交方面更为积极。其二，过度使用者和朋友、家人面对面互动更少，可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抵制影响、难以劝服、好战，从而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然而伴随产生的是，对于适合在移动传播中发展的亲近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往往会因移动介质增加的传播（比如经由计算机的仪式性问候及频繁表达爱意）而得到强化，这可能导致其他非亲密关系纽带的弱化，从而形成“电子茧”——人们习惯在 “电子茧”亲密中安稳、舒适、慵懒地生活着、互动着。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CMC对人际传播不是好渠道，而对于任务导向的行动来说或许更适合；CMC是肤浅的，甚至是敌意的，它比面对面交流更容易产生曲解、混乱，会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使人际接触减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