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转向和转型正在推动着东西方文明经历前所未有的交叉、交织、裂变和整合。文化间的交织愈发紧密，跨文化传播在全球化语境中意义愈加突显。东西方学术交流应该与时俱进，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和引领时代的发展。

　　停滞不前的理论困境

　　回顾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理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理论建构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无论是欧洲的古典修辞学派与批判学派，美国的新修辞学派与实证主义学派，还是以硅谷模式为代表的信息霸权主义学派，都反映出欧美建构的新闻传播学的特质和西方文化色彩。这些理论被亚非拉等地区的国家挪用、模仿、学习和有限创新。而这样的局面也明显体现在跨文化传播理论研究中。纵观跨文化交往理论发展的60余年历史，学者们通过多学科和多个理论视角系统地探讨了众多问题，建立起数量众多的理论，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学科的壮大与繁荣。其中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的高低语境文化论、威廉·古迪孔斯特（William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皮尔斯（Pierce）和克罗伦（Cronen）的意义协调管理理论、约翰·贝利（John 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和菲利浦森（Gerry Phlipsen）的文化砝码理论等成果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进一步体现西方理论话语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学术地位。

　　尽管如此，这些理论至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或缓解文明间的冲突。进入21世纪，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多局限于对原有理论的修补。这种逐渐失去创新发展的趋势，一定程度上与实证研究方法占据跨文化传播研究主流局面、缺乏诠释性和批判性视角有关。同时这也说明，缺乏多种文明视角，传播理论研究是难以全面有效地揭示跨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当然也不能解决或缓解文明间的冲突。

　　只有通过更系统、更平衡的东西方文化和全球多种文明的比较研究，才能产生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东方学者只有在谙熟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与西方学者展开平等积极的对话，才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鸣，从而改变西化或美国化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学术现状。

　　但现实却是西方与非西方学术发声的不平衡。从跨文化交流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学科发展瓶颈。一方面，该学科的想象和研究范式受限于西方文明。全球新闻传播研究主力仍在欧美，大多具备单语言和单文化背景。欧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生力军也大多具备单语言和单文化背景。更有甚者，欧美少数双语、多语及双文化、多文化背景的学者，以及在欧美以外的亚非拉双语、多语及双文化、多文化背景的学者，大多仍然以欧美模式为准绳。

　　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大多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文明与相关学科和理论话语体系的优越地位。在跨文化交往中，西方传播学者会不自觉地将东方文化标签化。东方文化如果无法在交流策略上与西方文化对等，整体的跨文化意义和有效沟通就难以实现。西方，尤其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陷入了实证主义、技术主义和学科支离破碎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中外新闻传播学术的交流，阻碍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

　　走出泥潭的有效途径——跨文化间性

　　事实上，中西方学术交流长久以来的不平衡现象一定程度上源于间性思维的缺乏。“间性”具有“居间、中间、中介、离间”等多重象征意蕴。间性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具有包容与互动特质。对话精神应是间性理论的核心精神。在哲学范畴，不同于主客二分思维，“间性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共识来源于主体间性理论。东方哲学大多包含主体间性的世界观。例如，没有主体间性思维，儒家的“仁”概念就不可能诞生。胡塞尔从现象学角度重新审视主体概念，并提出“主体间性”的哲学范畴。此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巴赫金、伽达默尔等都对主体间性从不同角度展开论述。主体和主体共享一个世界，主体与主体的作用一定是交互的、双向的。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体现其主体间性理论思想，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凸显出来，主体间性是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联。主体间性理论将他者主体化，他人是与自我的共同存在，相互关联影响。

　　间性理论是主体间性、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的综合，范围更广，更具包容性。有学者认为，间性思维应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元理论问题。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本身也是跨文化交流问题。西方对其文明和相关学科优越性的维护正是对每个非西方文化的独特核心价值的忽略。同一语境中的传播实践和不同背景的交往主体常常出现不同理解。而间性思维不仅有利于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提高文化间的通约性。

　　除了西方传播学界间性思维整体性缺乏外，东西方学术交流的困境也与中国学者对西方传播理论的亦步亦趋、缺乏文化自信相关。若将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起点放置在1978年，中国传播学已经走过40年的历史。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从过去主要向西方学习转向本土化和理论研究原创成为重要议题。值得欣喜的是，过去几年，中国传播学者的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连年增长。据分析，中国大陆学者在传播学SSCI期刊发表的核心理论和议题主要集中在网络心理、数字鸿沟、电信政策等问题研究上。但是，研究视角呈现同质化，研究方法单一，多为量化，在理论建构层面未能引起足够的学术争鸣，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理论研究的原创贫乏状况。在具体研究中，机械挪用痕迹较为明显，往往没有将经典理论与具体东方语境相结合，缺乏适当的消化和重建。基于双方自身问题，东西方传播学界的平等深入和全面学术对话局面仍然没有出现。

　　实现东西方学术平等交流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思想如何“走出去”，实现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异中求同”。而这就需要新一代中国学者充分挖掘自己的潜力，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行系统阐述和创新，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贡献中国方案。这不仅限于积极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化，还应积极推动中国学术思想全球化，检验、修正和创新新闻传播理论，丰富世界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多举措提升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影响力

　　除具有多语言、多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走出去”，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还应该积极自觉搭建平等、深入和全面的中外新闻传播学术交流的平台。具体建议如下：第一，在全面深入地了解以欧美为主流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同时，自觉地建立学术研究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的自信心；根植于中国文化，提出中国式的问题，透过东西融合、古今一体，建构能为世界所理解和接纳的概念体系。第二，在谙熟西方思想的基础上，学会用欧美学界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方式通过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在学术对话中，应立足于中国文化所秉持的开放性天下观、包容的和谐观、三教合一以及多元一体的传统。对话力求做到对西方思想理论进行建设性的解构，创造性的重建，甚至理论原创。第三，向有关国际权威学术刊物投稿，以期得到发表；发表文章应根植中华文明土壤，拓宽选题视野，不应局限于技术视角，还应加强对社会文化传统的研究。第四，主动联系欧美具有共同志趣的学者合作研究。在合作期间，充分发掘东西方视角，并加以创造性融合，共同著书立说。第五，与有关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创办外文学刊或学术丛书，冲刺SSCI学刊定位。

　　实现东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平等交流对话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不仅应该在西方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同行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还应该树立文化自信，扎根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理论，拓宽和超越原有源自西方的理论视角，回应新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不仅有机会、有优势，也有责任主动和充分地挖掘与运用跨文化的视角和资源，开创全球新闻传播理论与研究的新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