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前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界定相比，该判断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已经不再是通过量的扩张解决产品供给总体不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结构调整着力实现产品供给与人民需求之间的对位。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该判断对深化新闻传播业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新闻传播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新闻传播资源不够丰富、传播能力不足，而当前的核心问题则是新闻传播资源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之间的不对称。把握住这个基本矛盾的转变，是我国新闻传播业深化改革谋求发展过程中保持正确方向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潜能的释放

　　依据喻国明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虽然新闻传播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发展现状还是低水平的”，“基数很低”。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资源不足。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听众调查研究分析报告显示，当时我国只有33.3%的人能够经常读到报纸。《中国新闻年鉴》统计，1986年我国千人日报占有量46.9份，我国广播电视混合人口覆盖率70%左右。二是新闻产品结构单一。当时我国报业呈现为高度单一化的党报结构，而且多数只有4—8个版。多数广播电视台只有1—2个频道，各种内容都只能安排有限的时段。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采用的是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触动存量格局的前提下扩大新闻事业规模，丰富新闻产品种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众多报刊得以复刊和创办，新闻出版署于1992年确立了利用市场规律搞管理的方针，国家广播电视部1983年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信息产业部1998年确定了“以资本为纽带、多元参股、市场运作的机制，依靠和发挥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政策。以政策动员、市场驱动和各方参与为支撑，新闻传播业的供给能力得以快速提升。

　　一方面，新闻媒介资源快速积累。《中国新闻年鉴》提供的历史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78年，我国有报纸186种，每期平均印数4280万份，到2016年则有1894种，每期平均印数19494万份；1980年，我国有广播电台106座，电视台38座，2016年则有公共广播节目2741套、公共电视节目3360套，有线广播电视用户2.28亿。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我国网站总数为506万个，网民规模达7.51亿，手机网民规模7.24亿。我国迅速成长为报业大国、广播电视大国和互联网大国。

　　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功能和内容品类更加丰富。晚报为读者提供了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经济报纸为读者提供了经济新闻、财经新闻和产业新闻，都市报纸则使民生新闻、娱乐新闻进入寻常百姓家。广播电视推进了频道专业化，文艺频道、经济频道、交通频道、旅游频道等逐渐成为常规性设置。门户网站则以提供海量信息取胜，社交媒体激活了个人生产内容的能力。由市场驱动，受众需求的众多层面业已被专业媒体填补。

　　多元驱动加快了资源积累，使新闻传播业摆脱了总体供给能力的不足。“市场饱和”和“信息过剩”在世纪之交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虽然随即人们指出，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思路，没有过剩的信息只有有效的传播，但这两个词汇进入人们视野已经意味着纯粹的增量改革已非新闻传播业的主题。

　　新闻传播业面临供需结构失衡

　　按照正常的逻辑，饱和的市场会给生产者带来竞争焦虑，客户处于相对幸福的状态。但是在“市场饱和”感和“信息过剩”感越来越强烈的过程中，新闻传播业服务对象的不满意感与日俱增，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凸显。

　　一是在内容层面，出现了两个方面的产能过剩和相应的供给不足。首先，部分主流媒体在宣传政策时提供的公文式报道过剩，而公共政策服务供给不足。毛泽东同志1948年指出，宣传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但是目前，部分主流媒体容易把政策宣传简化为领导讲话和会议新闻，对于领导讲话的实际所指和会议解决的实际问题则不谈，甚至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回避事实真相。在党委政府官方网站将各种政策、办事手续说得明明白白，在很多政府部门为解决问题公布了诸多措施的情况下，部分主流媒体仍然回避政策内含的实用资讯，没有达到好的传播效果。

　　市场化媒体中出现的则是娱乐化内容过剩，事实真相供给不足。都市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上，传播最活跃的是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热点事件中的娱乐化因素。这些是新闻宣传中风险较小、受众关注较高的可消费话题。新闻报道的娱乐化与公文化一样，使新闻媒体丧失了接触现实的能力，众多新闻成为了“罗生门”。比如彭宇到底有没有撞到老太太、幼儿园到底有没有虐待儿童、陈光标到底是首善还是首骗，新闻记者居然调查不清楚，难以告知受众真相。

　　二是在内容供需失衡背后，是新闻媒体资源布局的不平衡，主要是市场化媒体快速发展，公共媒体供给不足。依托市场驱动，我国新闻传播业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发展策略，越发具有鲜明的商业化特征。在职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过度商业化，导致了商业媒体内容有时甚至低于职业底线。王维佳指出，商业媒体追求的是“较高的经济地位、较大的舆论影响力和较强的消费能力”的受众。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弱势群体失去了接近媒体表达诉求的机会，而为相对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公共媒体是当前我国增强社会协调能力、降低社会冲突可能的必要措施。

　　新闻传播业“供给侧”改革与结构调整

　　新闻宣传管理机构和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新闻传播领域的结构失衡，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提出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手抓、两手强”的策略，即是对此问题的回应。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为推进新闻传播领域的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政策机遇，需要新闻界进一步更新观念、重构媒体、改变局面。

　　所谓更新观念，是指新闻界需要进一步厘清新闻传播运作的理论逻辑。对于主流媒体而言，主要是厘清新闻宣传的宗旨、目标等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和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在于把党的政策中体现的人民利益说清楚。目前部分主流媒体是用组织传播的方式做大众传播，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用大众传播的方式实现党的组织传播目标，取得传播实效。

　　市场化媒体需要明确的是，新闻传播内容并不是纯粹的消费品。在我国，新闻媒体之所以拥有传播新闻的权利，在于它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人民群众实现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的手段。新闻媒体不能仅仅把受众视为消费者，以点击率、阅读率和收视率作为判断指标，还需要再次确立新闻传播的公共服务意识和舆论引导意识，以传播人民欲知、未知而应知的新闻内容为基本要求，以承担调查核实和公正平衡报道为根本任务。

　　所谓重构媒体，是指把新闻传播管理的对象集中于媒体组织层面，使媒体组织承担起社会责任。面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新闻管理者需要把管理重点放在调整媒体结构层面，主要包括：在发展市场化媒体的同时建设足够的公益性媒体，使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均衡发展；推进主流媒体的全媒体布局，建设新兴主流媒体，占领舆论引导新兴阵地；推进新闻内容生产与市场商业营销的分离制度，使新闻报道特别是政治经济新闻遵循我国法律规定的逻辑要求，而不是纯粹在经济逻辑层面运作；建立内容评议制度，由第三方机构对重要媒体的内容生产特别是政治经济新闻报道进行公共性评议，实行主流新闻内容生产不合格者退出的机制；管理好培训好媒体负责人，让他们切实厘清新闻传播运作中的基本理论逻辑；督促媒体制订新闻报道手册，建立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提升新闻报道职业水平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时指出：“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一论断对于指导当前新闻传播领域供需结构失衡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新闻界认真领会，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