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的影像建构——基于中国纪实影像生产的研究
2017年12月06日 09: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2月6日第1346期 作者:虞国芳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认为,“记忆的进程完全就是记忆逐步被物质化的进程”。记忆不仅保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之中,如文字、仪式、图像、纪念碑、节日等等,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将这些载体称为“记忆之场”。

  文字是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但和影像符号相比,在对细节的还原和呈现上始终无法企及影像的强大表现力。俄罗斯著名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认为,影像对现实的重现“切实、具体、在时间之内,而且独一无二”,是建构“记忆”的重要文化载体。尤其是纪实影像,可以如实记录保存文本、仪式、空间等其他各类记忆载体,堪称保存记忆载体中的“载体”。

  中国纪实影像自诞生伊始,就有意无意地承担着形塑中国记忆的职责。近年来,随着记忆建构意识的逐渐觉醒,众多以“记忆”为内容的纪录片纷纷出现。如《中国记忆》《非遗中国》《山河的记忆》等,彰显了中华民族充满生机的文化魅力,留存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记忆。其中很多纪实影像作品不仅建构了时代记忆,激发了观众的心理共鸣并强化了认同,其本身还可能作为记忆留在中国纪实影像发展史上。

  凸显民族符号:五千年的中国元素

  建构“中国记忆”,首要问题就是“我们要记住什么”?五千年来,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各民族和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交流交融,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凸显中华民族的“民族符号”,是建构“中国记忆”的主要内核。

  英国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说,“民族是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民族文化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意系统,是饱含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感性符号,是能唤醒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共同记忆。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形成了独有的精神特质,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等。

  中国纪实影像最初就是通过记录中国元素、凸显民族符号来建构“中国记忆”,如大家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黄河》《望长城》等纪录片,都是把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主导意象和象征性景观,不仅符合民族心理的审美范式,也是建构中国记忆的首选民族元素。诚如学者郭少堂在《旅行:跨文化的想象》一书中所言,“中国人轻松地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拥有强大的文化遗产和从过去一脉相承的文化传承,因而为自然景观的文化重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1983年8月7日在中央电视台首播,观众反响空前热烈,被赞为“激动人心的爱国画卷”,成为中国纪实影像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主题曲《长江之歌》更是被广泛传唱,红遍大江南北。1991年11月18日,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共同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播出,在中日两国均创下电视纪录片的最高收视率。总导演刘效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纪录片要在文化特色上下功夫,“大家一块儿把国家的家谱写好”。此外,像《故宫》《圆明园》《昆曲六百年》《京剧》等一批纪录片,凸显的都是中华民族标志性文化符号。

  这些凸显民族标识的纪实影像,以影像符号表征了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建构了我们的“民族记忆”,强化了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卓然挺立的根基。

  “记忆的微光”:宏大叙事中的个人话语

  在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集体记忆”这一主导研究范式下,个体记忆一直处于被奴役的弱势地位。学者刘亚秋认为,哈布瓦赫忽视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灵动性及其对抗性,应该对“集体记忆”这一主导范式进行反思,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共谋的,个体记忆是宏大叙事中“记忆的微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对宏大的历史话语进行补充和修正。

  纪实影像之所以迷人,除了真实的特质外,宏大叙事中的个人话语是重要因素之一。纪实影像的“记忆”建构正是通过众多个体记忆拼接而成。如,十五集纪录片《北京记忆》就是一部“人民的记忆”,全片既有宏大的时代背景,又有精彩的个体记忆,如全聚德烤鸭、前门大碗茶、个体户、北京画报等,大时代与小屋檐的情景交织在一起。正是这些带着历史热度的个体记忆,建构了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十集纪录片《中国故事》则选择了十个极具个性的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个体记忆,展示了他们三十年的追梦历程,以生动的细节还原时代,在时代大背景下聆听故事,建构起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好莱坞著名电影制作人、两次获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导演凯斯·梅林(Kieth Merrill)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一部成功的纪录片“最关键的是人物,人物是最有意思的,建议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和制作人多多学习怎样去讲好一个故事”。五集历史人文纪实影像《1937南京记忆》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南京大屠杀,全片采访了120多位亲历者和幸存者后人、境外专家学者,以一个个真实的个体记忆重现了发生在1937年的那场反人类暴行,留给观众的不仅是触目惊心的影像,更是对这次反人类罪行的集体记忆。总导演闫东说,“只有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个体记忆变成民族记忆,并上升为国家记忆,直至人类记忆,这样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我国近期兴起的一系列纪录片作品,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功夫少林》《本草中国》等,都是在个体记忆的基础上拼接的集体记忆,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切入,从当下的情景重构往日的中国记忆,将现实和历史联结在一起。

  “他者”视角:融入“世界共同体”

  中西方视角之间历来就存有巨大的差异,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一书中这样描述说,“欧洲人以想象的方式创造了东方,然后用这种想象指认东方,因此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利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认同经历了一个痛苦而屈辱的过程,一个曾经繁华强大的东方文明古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从此开始了不对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导致近代中国失去世界主流话语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始终是一个被强行制造出来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迅速崛起,国力日渐强盛,成为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依然存在。所以,建构中国记忆需要以跨文化的视角获取世界的认同。

  十二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故宫》在拍摄之初就选择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合作,以西方的视角将十二集的内容缩编为60分钟,改名为《解密紫禁城》后在全世界发行;纪录片《圆明园》从三个西方传教士耳闻目睹的角度出发,从“他者视角”叙事,旁白中多次穿插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诗句,通过西方的视角讲述皇家园林圆明园的故事;由好莱坞导演克里斯蒂·里比(Chris D. Nebe)执导的纪录片《真实的西藏》,运用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以西方的视角为世界呈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强调了自古以来西藏和中国不可分割的历史事实,有力驳斥了某些别有用意的刻意歪曲;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面临的挑战》,聘请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担任策划、撰稿,并担任该片主持人,以西方视角观察、研究、分析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话题,该片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播出后反响热烈,同时荣获中国新闻奖和第68届美国艾美奖。

  “他者”视角实质是跨文化视角下中国记忆建构的世界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逐步走向世界的体现。以国际化的“他者”视角建构中国记忆,更易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认为,“全球化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这既表现在对现存民族国家的挑战,也表现在到处存在的以民族性为基础的、总是声称反对外来者的认同的建构和重构”。中国在崛起,世界看东方,崛起的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血脉、基因与家园,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根基。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心。作为文化自信之源,腾飞的中国亟须建构“中国记忆”,强化民族认同。

  形塑历史远方的“中国记忆”,中国纪实影像责无旁贷,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安徽广播电视台)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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