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润泽 杨奇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与变革
2017年05月04日 07: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4日第1199期 作者:王润泽 杨奇光

  【核心提示】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虽然有“隐忧”,但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革,新闻史研究者在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研究思维,并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新闻史研究范式。

  近年来,在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学术领域沸反盈天、热点不断的背景下,新闻史研究似乎置身事外、波澜不惊。大约十年前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学术热议,现在也只余音渺渺。当年对新闻史研究的尖锐质疑——新闻史研究的合法性根基是什么?新闻史研究如何体现主体性?当代新闻史研究是否已经“内卷化”等几乎关涉学科本质的“元问题”依旧存在;这些质疑是善意的,旨在为新闻史的未来研究布局谋篇、推陈出新。事实上,关于新闻史研究最猛烈的批评恰恰出自在这一领域坚持不懈、深耕数十载的资深学者。

  关注隐忧问题

  黄旦教授的两篇文章引发关注和讨论,《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和《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强调了报刊在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他提倡以媒介为重点的“新报刊史书写”,并指出应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倡导研究要有多样的视角和分析单元,以实现范式的变更。张昆教授在《新闻传播史三维空间》(《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一文中批评了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主要停留在新闻事业层面,至于新闻传播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制度及新闻传播本身的制度框架和结构模式,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李彬和刘宪阁教授在《新闻社会史: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一文中也直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而新闻社会史的考察路径能够结合新闻与历史。戴元光、陈钢所著《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与范式创新》(《当代传播》,2010年第3期)亦曾谈及,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大刀阔斧的铲除和解决,但学界的努力使其从“急性发作”变成了“隐忧”。

  关于新闻史研究的“隐忧”主要关涉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合法性”的问题,具体来说,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新闻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表现出了范式的匮乏和问题意识的欠缺。第二是研究内容来源的单一,不少学者借以开展研究的史料多来源于报纸版面和报道内容,此类针对报纸版面所做的内容分析难免局限于现象的表面,缺乏深入的具有启发价值的问题意识。第三则是各种理论概念对于新闻史研究的干扰,史论结合是需要很好的理论和历史功力的,运用得法可以同时推动理论和历史进步。但如果不能做到两者有机结合,特别是个别研究使用一套西方的理论来生硬解释中国现象,结果往往是理论现实两张皮,用一套晦涩的话语解释大家本来明晓的问题,让中国问题更显迷茫,对中国的媒介现象和西方理论同时造成了伤害。李金铨教授曾批评西方一位著名汉学家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论文集生硬套用并迎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其材料细碎,逻辑断裂,语境断裂,削足适履。这些反面案例为后人的理论使用方式敲响了警钟。

  积累突破势能

  实际上,可以辩证地看待上述“隐忧”和质疑。就“合法性”而言,本质上是理论研究思维对历史研究思维的质疑,理论研究要求概念界定清晰,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如何进行深入系统规范的学术研究呢?但历史学有另外的思维,也许有人不能同意黑格尔的看法——历史学是最不屑于概念的界定和理论的耙梳,但这确实是历史学的特性之一。新闻史研究离不开基础史学研究方法的支持,而史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期冀解决的问题,历史学整体价值在于提供学科全面发展营养丰富的基础,保证理论的大树根深叶茂、枝干挺拔。

  表面上看新闻史研究进入瓶颈期,但实际上,突破的势能在不断积累。目前新闻史研究范式已经扩大到社会史、叙事学、媒介生态、现代化、媒介批评范式等;与此同时,“本土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研究路径取向,这将对中国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潜在的巨大势能作用;研究领域拓展到经营发行史、思想观念史、阅读史等;从研究方法上看,新史学、年鉴学派、心灵史、心态史、计量史学都在个别研究成果中亮点频现;从内容上看,口述史料、日记、档案、书信等文字材料大为增加,甚至出现了实物史料,如上海火警传播研究中,电话、旗灯和钟楼也成为研究对象,引起个别史学家的关注。因此,新闻史研究创新变革之力正在积蓄,中国是史学大国,历史渊源深厚,史学素养和意识是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中国少有理论大家出现,但史学大家并不少见,理论要突破创新也必然回归历史、汲取能量和营养。

  推进内在变革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新闻史研究领域中的新进展和新变革并不少见。大量基础性研究取得突破,一些大部头、系统性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此外,在具体研究领域中,“挖深井”做个案还在继续,理论的有机运用更加娴熟和规范,突出本土化和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取向也逐渐形成。

  史学的研究离不开扎实的史料收集和大量的史料分析工作,对于基础性的新闻史研究来说,其研究成果产出的周期往往较长。在基础新闻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方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国家图书馆联合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34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16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新闻史料汇编》(29册)和《民国新闻史料续编》(即将出版)四部史料汇编。此外,国内首次以中国新闻本体史史料为核心的研究——“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于2015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学界期待在新闻本体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出现突破性成果。

  在新闻传播个别领域中,重大系统性研究不断出现。倪延年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现已出版发行,该套图书汇编了大量基础中国新闻法律法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韩丛耀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史(1840—1919)》以图像文献为核心,真实呈现了中国近代图像新闻的历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该项目主要研究民国新闻事业起源、发展、变化到衰微的历史及内在规律)、“多卷本《中国新闻传播技术史》”(研究围绕新闻传播的技术、技术史展开,旨在深入探讨新闻传播技术与新闻、传播、科学技术、思想、文明以及文化的关系)以及“多卷本《中国报刊阅读史》”(该项研究突出了“新闻消费终端”——“读报人”的身份特点与行为方式,这一视角挑战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办报人、报馆与报纸内容的主导地位)也先后获得立项。近十年来,还有20余项涵盖专门史、地区史以及涉及史论的新闻史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立项。在出版的学术著作中,当代新闻史、断代史、地区史、人物史、思想史、观念史等研究分支均有所涉及。

  上述研究的开展,特别是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支持引导,同时相关研究推进也离不开社会机构的支持,例如,国家图书馆就设立了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民国时期各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学术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基础史料和个案研究更加丰富与扎实之后,创新突破性的学术代表成果一定会出现,不久的未来,第二套、第三套《中国新闻传播通史》问世的可能性很大。

  总体来看,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虽然有“隐忧”,但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发生了内在的变革,新闻史研究者在扎实做好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研究思维,并致力于构筑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新闻史研究范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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