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在网络和数字化等高科技的驱动下，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到一个趋向注重信息技术应用与解决问题的急速转型时代，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也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我们有思想的创造与理论的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发展问题与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文明传播这一传播研究的新范式与新思维，有利于拓展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参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回应和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深度探索。

　　提出文明传播范畴

　　传播学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引入我国的新兴学科，其学术与学科体系正不断得到扩展与创新。传播学与当代社会各方面正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不断影响着人们对现实与未来的判断和猜想；传播学建构的知识体系，也正在成为我们解释传播的社会动因与透视文明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随着近10年来全球化的推进，几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社会实践，无不涉及与传播和交流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人类面临着经济和文化等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战争、贫困、自然与环境危机等，多元的世界文明迫切需要在沟通与对话中实现平等、包容和共同繁荣。

　　在笔者看来，文明是社会进步方式的总和，是人类历史可持续性的发展。传播是信息的传递与扩散，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理解、沟通与互动。通过传播，文明得以延续、传承、扩散和发展；而借助于文明，传播得以达成和更新，不同的文明可以相互对话、理解、交流、互鉴，乃至融合共生。

　　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中介，传播不仅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和全部活动过程，也是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今天，我们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国梦，应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既要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也要与时俱进，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由此，在反思中外传播研究及其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文明传播这一范畴，试图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语境和传播哲学的高度，以“传播”为方法和视域，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的文明传播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创新研究方法，开拓中国传播学研究新领域，建构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传播理论，从而推进传播实践的创新，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和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交流与互鉴，提供新的理论思维和新的思想维度。

　　以文明进程为思维框架

　　当代社会科学呈现的转型浪潮表明，推进知识更替与理论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社会问题的拉动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我们只有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今天，我们正身处于全球化的困境与价值观多样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历史与价值，重新反思人类在推进文明传承与文明传播过程中的得与失、成与败。我们提出文明传播这一新的传播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也意味着我们力求超越西方传播理论的学术框架与议题设置的藩篱，寻求中国社会传播实践与文明发展的真问题。

　　以文明进程为学术视野和思维框架的文明传播学研究，核心论题是探究文明传播的历史实践和现实意义，着力于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华文明的传承、传播及其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与互动。文明传播的研究宗旨，是超越现有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与基本问题，不仅仅关注传播表层现象的大众媒介或大众传播，还深入大众传播表象下的社会变迁与文明传播机制，探究文明内在的传播秩序、价值导向等文明传播规律，尤其是要揭示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力的特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外化特征、价值模式，以及当代启迪和悖论形态。

　　为此，文明传播学在进行理论建构与社会实践探索的同时，积极回应我国传播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和现代化转型的种种困惑，努力探寻与解答中华文明为何能够复兴与如何延续复兴，并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诸多全球文明传播问题，展开具有现实性、应用性、实践性与前瞻性的创新研究与传播战略研究。

　　超越学科边界的羁绊

　　跨学科研究是传播学在人类思想与知识领域中获得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它反映了传播学的特质与属性。通过跨学科研究，传播学建构了关于人类传播的知识体系，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与活动，提供了多元的视角与多样的途径。

　　今天，由于面临着来自思想与现实的挑战，以及在学科内部张力的推动下，欧美国家传播学的跨学科性与多学科性研究已蔚然成风，传播学的跨学科性和去学科化趋势已日益凸显，跨学科研究的空间跨度和所涉及领域、论域的范围，也超过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其他学科。

　　当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处在活跃发展与走向成熟的时期，跨学科范式也逐渐占据中国传播研究的主导位置，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学术潮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传播研究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把握与运用跨学科的分析研究方法，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过跨学科实现了学科体系的完整建构或知识生产的彻底更新。

　　文明传播的论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众多学科。文明传播的研究只有超越学科边界的羁绊，运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方法展开学科间对话，以及综合与集成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才能创新与构建本土化的传播理论，解析当代社会纷纭复杂的传播现象，回应中国传播实践的需要，参与社会问题的探讨与解决。

　　近10年来，文明传播学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并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实践应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影响。文明传播的研究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具有主体性、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推动中国传播学构建具有自身特质和优势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所指出的，我们正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们相信，在我国传播研究领域积极促进文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将推动我们面向现实与未来，寻找解决思想困惑与拓展理论创新的路径，也有助于应对中国传播学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实现与西方传播研究的平等对话与超越，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的传播研究的中国学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