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学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但还远未形成一套系统、公认的理论体系，而且不少核心理论问题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深化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成为时代课题。

　　体系导向转向问题导向

　　近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要加强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加强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建设。事实上，新闻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多未解决。譬如，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是什么关系？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是分别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还是统一的新闻传播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公认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短时期内恐怕难以完成。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迄今还只是一种学科视野中的各种理论学说的归纳整理，是一种系统化的学科知识建构。

　　从知识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理论学说的知识归纳，有利于知识的传承，却并未带来知识的增长。知识的增长，是从解决问题开始的。因此，深化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就要强化问题意识，从理论总结转向问题研究。

　　当前，网络与新媒体正在改写人类传播格局，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介融合、大数据……这些正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学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兼重

　　深化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任何理论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研究传统和概念体系，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接着讲”：或承接前人而做新的发挥，或批判前人而另辟新说，或重新提问而发表新见。

　　在研究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要区分“学术研究”与“发表意见”。意见是人们对事物所产生的看法或想法，面对人类传播格局大变革，任何人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然而，即使是正确的意见，终究也只是意见，或许有益于现实需要，却无助于知识的积累和科学的发展。无论是修正现有的理论学说，还是提出新的理论学说，“学术研究”不同于“发表意见”，是一种必须遵循一定学术规范才有价值的理论探索。

　　学术规范内涵丰富，从知识增长的内在逻辑看，最重要的规范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要以学术创新为目标，二是要以研究传统为基础。卡尔·波普尔说得好，“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因此，真正的学术创新总是建立在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

　　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重要的理论学说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梳理各种理论学说的发展脉络、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把握其理论精髓，澄清其错误与局限，从而切实深化基础理论研究。譬如，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议程设置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环境学派，公民新闻……诸如此类乃至更加细化的专题研究，对于深化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学术基本功。

　　研究者只有拓宽学术视野，吸纳本学科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相关成果，从问题本身的性质与论域出发，寻找有效的研究框架与理论资源，确立可行的研究路径，在恰当的学术范式中展开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与已经取得的认识成果相衔接、相生发、相激荡，取得富有学理内涵和创新意义的成果，切实推进新闻传播学术的不断进步。

　　在全球视野下发展本土学术

　　在深化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研究传统与学术创新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

　　现代新闻传播业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新闻传播学也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在引进国外学说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我国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是“取材于西籍”并加上自己的理解加以完成的；传播学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系统引进的；我国的党报理论，也是引进列宁的党报理论以及马恩的报刊思想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我们在学习借鉴中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性发挥，但真正形成独到的理论学说还不多。譬如，我国在新闻传播领域形成了“典型报道”、“正面宣传”、“民生新闻”等相当中国化的理念与实践，但相关的理论阐释还没有达到充分理论化的程度，从而未能建构起获得世界充分理解与认可的理论学说。

　　近十余年来，传播学本土化成为不少学者的一种学术诉求，这其实反映出我们对缺乏自主理论创新的焦虑。问题在于，“本土化”的说法有些含混不清。如果说要把西方的理论转化成为中国的理论，很容易出现用中国实践去验证西方理论的学术操作。如果说只研究中国已有的传播经验与研究传统，很可能只是“自说自话”，难以同西方理论进行对话。因此，汪琪教授说，“发展本土学术”比“本土化”的说法更贴切。所谓“本土学术”，意味着知识可以拿来，问题必须土产，理论必须自觉。就是说，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知识成果，来分析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问题，最终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学说，这种理论学说不仅是本土的，而且也应当是世界的。

　　为此，既要以开放的视野去借鉴西方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学说，去考察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发展与创新实践，又要立足于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现实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去开拓、创新、完善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勇于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现实，创造新的理论学说；另一方面，又要敢于重新审视现有的中外新闻传播理论学说，把握其合理的内核，扬弃其非科学的成分，为创造新的理论学说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