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大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集古今汉语言文字研究之精粹，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里程碑。随着我国学术文化事业的新发展，对《汉语大字典》进行一次重大的修订已提上日程。学界正对《汉语大字典》的字形、字音、释义、疑难字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为《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提供学术支撑。

　　字海探赜展开全面修订研究

　　《汉语大字典》是以解释汉字的形、音、义为主要任务，规模最大、形音义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字典，首版编纂工作从1975年启动，至1990年付梓。随着研究深入和文化发展，《汉语大字典》修订已经列入“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项目。学界认为，应在学术进展基础上吸收相关研究成果，将编纂修订工作推上新台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大字典》修订研究”首席专家雷汉卿表示，此次修订选择大修方案，涵盖增列字头、修补字形、祛除疑难、修订注音、订补释义等诸多方面。他们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增加有文献用例的字头，保持字典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优势特色。《汉语大字典》第一版可资利用的古文字字形资料比较有限，所以字形讹错、遗漏较多，这次修订将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具体包括订正错误字形、规范文献出处的标注和补充有关字形。值得重视的是，近30年将近3万个疑难字已考证厘清，本次修订将在全面搜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清理唐宋以来大型字书贮存的疑难俗字，提升字典的整体质量。在修订注音方面，此次修订将遵从字音的演变与规律，兼顾音义结合和汉字形体演变，确保音义匹配合理，重点解决中古音标准问题、古音拼读问题、音义关系问题。

　　“汉字语用学”是研究汉字使用职能和使用现象的学科。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志翘提出，加强“汉字语用学”研究，为《汉语大字典》修订打下坚实基础。《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与修订，涉及文字与词汇两个方面，特别需要重视汉语的字词关系。《汉语大字典》编纂与修订既需要弄清汉字的本形本义，也需要弄清文本用字的实际职能，从而厘清各种字词关系及相应的字际关系和词际关系，而这就是“汉字语用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涉及每个字的“分项、释义、举证”的修订，必须加强“汉字语用学”的研究，因为“汉字语用学”是沟通文字学和语言学的桥梁。

　　谈到辞书编写过程中多义字的义项处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俞理明认为，“义素分析”是把一个词汇单位内含的意义，分析为若干义素。义素是比词更小的单位，它隐含在词的记录形式“字”的内部，没有直接的外部形式来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分析，用词组或句子的方式，描写出包含在“字”内的各意义要素。通过语义的关联，厘清字义演变的条理，为历时辞书编写中多义字义项的排列，提出一个可供操作的原则，有益于辞书编写的规范性，也可以为字词的历史演变提供基础的研究。

　　字斟句酌综合研究形音义

　　字典编纂要求确立规范，在字典编纂中汉字的归部是一个重要问题。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副院长王勇认为，《汉语大字典》在归部时具有“向检字法原则靠拢”的特点，即它不再有意考虑部首义与字义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举例表示，如“扈”字、“所”字在“户”部，而不是分别在“邑”部、“斤”部。但《汉语大字典》在“向检字法原则靠拢”时，在部分汉字的具体归部上处理得还不够坚决，如“塞”字归入“土”部而未归入“宀”部。再就是字典索引、附录等也有修订的必要。

　　在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彤伟看来，《汉语大字典》前两版在收录字形、解释字义及标注字音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进一步修订。他以字形方面举例介绍，首先，异体字收录标准不明确。若按应收尽收的原则，则收形不全。“粳”至少有五类十形，但《汉语大字典》只收了四类七形。其次，异体字处理规则不统一。最后，主副形关系未能呈现。主形（正体）选择时应考虑汉语规范问题，如果主形（正体）有历时变换问题，应以适当的方式展现。《说文》至《集韵》都以“秔”为主形、“稉”为异体，明代以后“粳”或成为主形（正体），修订应考虑展示这种历史变化。

　　数字化时代为人文社科学术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王彤伟认为，数字化时代的字典编纂可以考虑突破只呈现“其然”式结果的编纂惯例，适当体现“其所以然”的论证过程，增强《汉语大字典》的科技感和时代性。雷汉卿表示，他们将全面搜集有关研究成果，将所有成果录入汇总，构建修订数据库。在革新排版技术方面，他们将自主研发排版软件和超大字库，采用高清激光照排，实现《汉语大字典》数字化转型，真正实现全球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