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家学术资源平台的垄断行为引发学界关注。接受采访的众多学者表示，学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关机构应承担起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通过政府调控来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公益性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和发展，为建设学术强国增添光彩。

　　学术资源库是科研成果汇聚的基础性工程，促进了学术知识的传播和迭代发展，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学术资源库，不仅在于它能提供学术资源，更在于其提供的知识获取功能，有助于“活”化资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与发展提供助力。

　　开放存取影响日趋广泛

　　学术资源只有服务科研发展创新才有价值，学术资源获取不应因商业性服务而制约公益性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术资源的开放获取及免费使用，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学术竞争环境，推动学术成果的自由分享，扩大知识传播范围，促进学术研究创新发展。

　　我国学术资源库经过40多年的发展，现已基本成熟。以古籍资源库相关学术平台为例，国内有一定规模的图像和全文古籍数据库不低于300个。公益性的学术资源库主要以各大图书馆建设为主，如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该资源库发布的古籍、金石拓本、甲骨、敦煌文献、老照片等特藏达到10万部（件）。

　　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上线。截至2020年底，该中心学术期刊数据库累计上线期刊2118种，上线论文近1140万篇，个人注册用户超过380万人，国内机构用户近8万家，海外机构用户超过1000家，用户分布于183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社科学术期刊开放获取数据库。

　　国际上的学术资源开放存取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发源于美国和欧洲，继而扩展到全世界许多国家。自2001年12月《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倡议》发出以来，学术信息的开放存取出版模式影响日盛，在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埃及等发展中国家，均呈快速发展趋势。2016年3月，德国马普学会等机构发起了“开放获取2020”倡议，旨在加强与各国合作，汇聚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学术期刊向开放存取模式转变。

　　开放存取扩大了学术资源的传播范围与共享机会，提升了科研活动的效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王晓光告诉记者，在科研合作与创新日益多元、学科交叉与融合日趋复杂的当下，开放存取有助于一线科研人员和科技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相关领域的研究创新态势，以优化资源配置决策。

　　加大公益性学术资源建设力度

　　出版开放存取期刊是需要成本的。为研究人员提供免费学术资源，无论是期刊还是学术数据库运营方，经济运营模式都是他们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外的方式主要是收取作者的出版费用，即作者从项目或课题经费中抽取部分经费用于出版研究成果。其他方式还包括收取查阅特定文章的链接费，向书店销售刊物的复制件以及从广告和赞助方获得收入，通过为用户提供系列增值服务来收取服务费等。

　　无论是学者还是学术机构，他们获取学术资源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术研究。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学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关机构应承担起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在知识传播与创新中有所作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顺表示，学术资源应对学术研究完全开放。学术资源信息平台应定位于公益服务，由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金扶持，免费服务于广大科学工作者。

　　但一些冷门领域的学术资源开发，成本高、投入大，面临着更为突出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古籍为例，其整理与再加工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成本很高，而受众市场又相对狭窄。中华书局古联公司总经理洪涛表示，近年来，古籍数字化技术解决了从古书到电子文本的转换过程。但是从文言到白话，让读者真正能够理解古籍里的内容，技术上还不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建议，对包括古籍在内的学术资源进行开发，可以采用公益化与商业化并存、民营参与和国营运维并存的方式。如此可激发各方的技术创新积极性，促进学术资源平台由面向专业领域向面向大众领域转换，促进内容二次转化，让读者更容易读懂古籍。

　　“开放存取与付费订阅是目前学术传播领域的两种主要模式。传统订阅由于其资源量丰富、科研工具先进、平台维护及时等优势，仍占据绝大部分学术科研市场份额。虽然开放存取市场份额占比较小，但它处于快速发展期，潜力巨大。两种模式应互为补充，互促共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于晓伦表示，对于基础性的学术资源服务平台，可考虑将其纳入国家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范畴，以开放存取的方式免费向公众提供知识服务。同时，要推动商业化学术资源传播平台的规范发展，提高服务水平，深化其对学术科研的支撑作用。

　　学术资源库的开放存取需要处理好多方面的关系，如公益性与商业性、版权保护与自由传播、科研数据跨境流动与安全管理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翟国强认为，可以通过政府调控来平衡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公益性学术资源库的建设和发展。在确保重要数据安全管理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学术资源跨境互联互通，提高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为此，翟国强建议，一要加快建设国家级公益性数字学术平台。通过建设国家层面的公益性开放数字学术平台，为学术资源的开放存取提供基础保障。推动有条件的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字科技馆等数字平台有序开放资源。二要用好公私合作模式。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激励更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数字平台建设，实时整合各学科的海量资源，助力知识传播。三要充分运用各种激励性规制手段，培育和发展知识服务市场的不同竞争力量。四要加强技术治理，鼓励数字平台使用便于共享的开放性基础设施，为知识共享提供渠道。

　　语义出版实现个性化知识服务

　　以往，因不同研究机构掌握的学术资源不同，造成了不同研究机构学者在学术发展起点上的差异，而学术资源库可以缩小不同研究机构学者在资源可及性方面的差距。但是，面对海量科研信息，如何利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式辅助科研人员快速发现新知识并正确决策，成为系统设计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为此，一线科研人员、科学情报组织、图书馆与学术出版机构，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语义信息技术，包括XML语言、语义网和本体技术等。基于语义技术的信息发布、集成与交互架构设计，逐渐成为科学交流系统发展的前沿。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整合了21000余种电子书资源以及部分音视频资源，每年更新1500余种新书，实现了纸电同步出版。在此基础上，该文库深化知识互联和知识挖掘功能。在知识互联方面，把图书、图表等碎片化知识跨学科关联；在知识挖掘方面，则通过机器学习学科专业语料和海量文本数据，自动聚焦相关信息。于晓伦表示，该文库实现了多维度检索与筛选功能，如图书检索、知识点检索、图片检索、论文检索等，实现了精确、表达式、分词、自动联想等检索功能。

　　学术资源库要与其他资源库建立关系，这样才能更好更深地挖掘学术资源的潜在价值。洪涛介绍，中华书局古联公司的籍合网上线20多个数据库，聚合了23家出版社的资源和13个作者的原创古籍整理作品；建立古籍整理众包平台，汇聚近5000名编校人员，近4年来发布古籍编校任务4万多个，处理14亿余字；上线了古籍整理研学一体人才培养平台“籍合学院”，已经签约42名作者，启动了46门古籍整理培训课程的录制；推出古籍OCR文本识别、自动标点、专名书名标引、繁简转换、引文核对等技术工具。他表示，从聚合内容到聚合人才，从生产内容到培养人才，籍合网走出了一条综合服务的平台化发展道路。

　　语义出版所实现的语义化增强、结构化表示、关联化发布、可视化展示、智能化服务等功能，正掀起新的学术交流革命。王晓光表示，语义出版将大量由单个用户独立完成的信息搜寻和文献整理分析等活动，转移给了学术交流系统，减轻了科研人员的信息获取负担，有利于提升科学交流效率；将出版对象从科学文献扩展到原始数据，满足了“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将科学出版与知识组织单位由“文献”细化到“知识单元”，丰富了科学交流系统的资源类型，为高级形式的知识服务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语义出版的推动下，大型学术出版商建立的智能化出版平台，不仅实现了个性化知识服务，更配合科研“大数据”推动着“第四范式”的到来。

　　保护知识产权是知识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其商业性体现知识的价值。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学术强国的新时代，大型学术资源平台的商业性经营，要兼顾知识公益性，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内在统一。此外，公益性学术资源平台天然地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由国家资助的学术资源平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凸显公益性、权威性、便捷性，营造有益于学术服务、知识创新的良好氛围，自然也会对同类经营型平台构成客户的分流效应，避免不当的知识垄断行为。建设“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呼唤学术理论创新，大力建设公益性学术资源的便利空间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