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文章作者代表李培林发言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

　　非常荣幸拙文《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入选《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度好文章，也代表入选作者感谢读者、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厚爱。

　　我想，我这篇文章的入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题目，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也具有广泛的跨学科对话能力。如果不是一再地受到激励，我也很难有勇气写作这样一个大题目。

　　我先汇报一下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2020年8月24日下午，我有幸参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就“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听取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要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继邓小平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胡锦涛提出“社会学的春天来了”之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再一次对社会学的发展提出要求，这在社会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对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2021年4月，在纪念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的社会学研讨会上，我做了“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发言。我个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可以说是一种“新发展社会学”，是基于中国发展经验构建的新发展社会学。因为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学派，中国式现代化是规模巨大、世所罕见的历史变迁，也理应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发展理论。这个简短的发言在社会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2021年5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开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学表达”的座谈会，我在会上再次表达了“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看法。会后，杂志社的经济学社会学编辑部希望能够写成一篇学术论文。我本想用一年的时间来完成，但在编辑部的一再督促下，大概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根据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这篇文章删除了最初的按常规进行的大量与西方现代化研究文献对话的部分，更加专注于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身经验，这使得文章有了更大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发挥空间。

　　与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对话，最后只精简成这样一段话：“社会学伴随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发展，每一次现代化的巨大变迁，都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论。基于欧洲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基于美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大家熟悉的‘芝加哥学派’、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基于拉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产生了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至今还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学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包括中国社会学在内的东方社会学，更加需要理论上的建树。”

　　我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培育出的学者。我1988年留学回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我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中国社会科学》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1992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发表了打头的文章《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这篇文章1994年获得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算是我的成名作。从那时到现在，我总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10篇文章，每一篇都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脚印。我想我并不是个例，《中国社会科学》培育和推动了国内各学科一大批学者的成长。一个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学术推动力量，一直在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引领学术发展，这在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罕见的，诚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

　　我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这篇文章的最后说，本文可能只是为构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破题，作为一种学科思想体系，还需要更加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加清晰的分析逻辑、更加学理化的思想表达和对中国经验普遍意义的阐释。这是说社会学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还需要作大量的深入研讨。

　　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新趋势保持高度关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国际发展环境、我国发展的动力和约束条件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影响，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成功破除“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当前是非常关键的时期。社会科学界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深入地研究这些新变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行稳致远、不被任何事情所中断贡献自己的智慧，确保实现“十四五”时期的规划目标、2035年的远景目标和到本世纪中叶的强国目标。

■谢伏瞻院长、赵奇秘书长等领导和专家为获奖文章作者颁奖。    本报记者 朱高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