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学是开启世界上古人类文明之门的一把钥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埃及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飞跃。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埃及学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水平日益提升，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埃及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创业多艰难

　　谈及中国埃及学的创立及发展，有一位学者是无法略过的，他就是已故的刘文鹏先生。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纪念刘文鹏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于沛这样评价道：“重温刘文鹏先生对中国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作出的开创性和奠基性贡献，不仅是向刘文鹏表达崇高的敬意，而且对繁荣发展新时代的中国世界史科学，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内蒙古民族大学是刘文鹏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1972年，他调入吉林省通辽师范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前身）后，一直在此工作至2007年去世。他的后半生及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就是他“经难为之时，历难为之地，治难为之学，成难为之功”的见证。

　　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教授田明是刘文鹏的学生，长期担任其助手。田明饱含深情地向记者讲述：“刘文鹏先生扎根边疆、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在草原上开创了中国的埃及学研究，使内蒙古民族大学成为我国埃及史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他在这里创立了国内首个埃及学研究所——世界上古史·埃及史研究所，成为第一位登上埃及学国际会议讲坛的中国学者，所著的《古代埃及史》是国内第一部大部头的古埃及史专著。”这诸多的“第一”展现了刘文鹏先生在埃及学研究领域的斐然成绩，但更蕴藏着其创业之艰辛。

　　做好埃及学研究，学习古埃及文字是绕不开的环节。而要学好古埃及文字，首先要学好外语，尤其是英语、德语和法语。在走上埃及学研究之路后，刘文鹏就开始自学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英语、德语、拉丁语等外语，付出的辛苦和努力可想而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李晓东曾亲眼见过他学习古埃及文字的用书及笔记，里面字字体现着他作为一名学者的严谨与刻苦。

　　于沛认为，刘文鹏等前辈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热情和生命，都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书写了中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辉煌篇章。正是他们，将中国世界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燕哺后继人

　　2008年出版的《埃及考古学》是刘文鹏的遗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家和在《埃及考古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他用自己献身学术的诚挚精神与笃实学风，感召并培养了相当可观的一批以世界上古史和埃及史为志业的弟子。”

　　李晓东告诉记者，自己走上埃及学研究道路，刘文鹏正是其引路人。“虽然我不是刘文鹏先生的学生，但与他共事时，从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了很多埃及学知识。在他的推荐下，我有幸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跟随林志纯先生攻读硕博学位。”李晓东满怀感慨地继续说：“林志纯先生可是刘文鹏先生的老师。我入学后，林志纯先生给我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读到博士，必须做埃及学研究。林志纯先生非常信任刘文鹏先生。很多内蒙古民族大学的学子能够进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学习，离不开刘文鹏先生的推荐，也离不开林志纯先生的这份信任。”

　　通过与李晓东的交谈，记者感受到了林志纯先生与刘文鹏先生之间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1955年，刘文鹏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入职内蒙古民族大学后，刘文鹏有过不止一次重回东北师范大学任教的机会。然而，他没有回去，只是用行动默默遵循着林志纯先生的教导：要让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遍布中国大江南北，这对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有益。也许，这正是刘文鹏坚守草原，孜孜不倦、严格认真培养埃及学研究人才的动力源泉。

　　作为刘文鹏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郭子林对老师的严格有着切身体会。郭子林对记者认真叙述了过往的经历：“为了让我们掌握好古代埃及史，老师会要求我们把《古代埃及史》的内容背诵下来，采取面试的方式考试；为了让我们尽快掌握更多埃及学知识，老师会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里完成英文埃及史著作的阅读，有时甚至要翻译英文著作。当完不成阅读任务时，老师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责罚。读书的时候，我没少被老师批评，甚至有些怕老师。工作以后，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当年老师的严厉管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对学生真正的厚爱。”

　　如今，我国埃及学的研究队伍正不断壮大，开始在国际埃及学界崭露头角。而这支研究队伍中的大多数人，都与刘文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代代学人的传承与创新下，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繁盛面貌、埃及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指日可待。

　　壮志犹可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海利表示，经过前辈的努力，我国埃及学实现了从无到有这一突破，建立起了一支能够掌握古埃及文字、运用古埃及文献从事埃及学研究的专门人才队伍。他们具备了与国际埃及学界进行对话的能力。当然，前进的路任重道远。如何让中国埃及学能够在国际埃及学界发挥重要影响，做出能够体现中国埃及学者特有视角及话语的学术成果，这是目前中国埃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除了重视汲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更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有自己历史思维的主体意识，有自己历史价值判断的标准。于沛认为，刘文鹏在这方面堪称榜样。他在《古代埃及史》中力主把古埃及历史的下限划到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为止，意即包括希腊化和罗马—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历史。这种分期法是他多年来系统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为指导，通过艰苦的理论探讨，不断修改、补充和完善而提出来的。

　　刘文鹏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特有的埃及学研究体系。这为后继者拓宽这条道路创造了条件。古埃及是世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埃及学正是向人们“解释”古埃及世界的学问。虽然埃及学无法改变那个已经逝去的客观的古埃及世界，但是它可以重塑当代人对那个“旧世界”的理解，进而引人反思或重新定义当代人类文明，这种思想的改变也许正关系着世界的未来。从这一角度来阐释，人们或许更能认识到埃及学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与时代风雨同行、从不脱离时代主题，是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具有的特点和优点。于沛表示，新时代中国史学重大研究成果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略资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永远铭记前辈学者为发展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弘扬其时代价值，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