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揭示其在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目前，我国音乐人类学逐渐体现“中国经验”的研究领域与方法特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人类学三大体系成为广大学者努力的方向。

　　鲜明的交叉学科属性

　　20世纪60年代，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中首次将研究人类一切音乐活动与音乐行为的学科命名为音乐人类学，提倡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音乐。80年代以来，中国音乐人类学有了长足发展，音乐人类学跨学科研究趋势逐渐深入，学术成果大量涌现。

　　“音乐人类学是音乐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交叉性学科，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以探究音乐本体为主导的属性，同时又具有人类学视角下关注与音乐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研究的人文特征。”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洛秦表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视角和意义在于从音乐与文化的关系来探索人、行为及其音乐表现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即研究音乐现象发生的思想、理念及其促成的行为方式。

　　“音乐人类学既是交叉学科，也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凯模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末的比较音乐学，强调用自然科学比较方法研究世界各地民歌；20世纪上半叶至今的民族音乐学，提倡用民族学“文化价值相对论”的人文思潮，平等看待和研究世界各民族音乐；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音乐人类学，则以全球化视野及方法，将人类所有音乐现象均视为该学科范畴。她表示，因为中国音乐研究的自身特性，至今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称谓在中国并列使用，但其“交叉学科”性质不变。

　　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张伯瑜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后，音乐人类学理论被引进国内，学界形成了不同认识。当前，该研究领域存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三个名称，研究对象各有侧重。

　　研究凸显“中国经验”

　　随着中国音乐人类学的日趋繁荣，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显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体现在研究对象的丰富、研究理论的拓展，以及研究材料来源的增多等方面。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赵宴会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给予中国音乐人类学以持续的活力，当前中国音乐人类学愈来愈彰显出多向度、多视角以及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势。

　　洛秦表示，当下，中国的音乐人类学研究逐渐体现“中国经验”的研究领域与方法特征。“中国经验”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语境、知识体系、理论思考的探讨。“中国音乐人类学者在不同领域做出了积极努力，展开了很多具有学科建设性意义的思考及实践，并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展示。”他说。

　　目前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已成学界共识，但如何总结“中国经验”则是十分严谨的学术命题。在周凯模看来，至少要从两个层面加以总结：中国学者如何接受与理解这个外来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如何应用该学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中国本土音乐文化及传统进行研究。

　　赵宴会介绍，当前，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不仅涵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音乐文化，而且拓展到异域、异族、异国，乃至全球音乐文化现象。此外，具体研究的对象、问题、方法、路径、场域等日益丰富和拓展，比如，有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音乐、跨界音乐、仪式音乐、音乐口述史、音乐与认同、音乐表演场域、音乐表演民族志等。

　　努力构建音乐人类学三大体系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正积极努力推进三大体系建设，而构建中国特色音乐人类学三大体系必须建立在对中国音乐文化的深入考察研究之上。

　　“我们需要把优秀传统音乐挖掘出来，充分彰显它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并找到与当下社会的结合点。”张伯瑜认为，国家已经注意到并开始重视对传统音乐的保护和传承，学术界应该积极跟进。中国传统音乐与传统民俗、人生礼仪、各种信仰等密切相关，如何更好加以传承和保护，是当前研究中的一个难点，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周凯模认为，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与民族志阐释方法，是对中国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关键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要有意识地从对研究对象的阐释中提炼出中国特色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二是将考察的中国音乐资源和提炼出的中国特色音乐理论转化为高校的教育资源，直接对高校的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产生影响，不断形成“考察、研究、提炼、转化”的良性循环，创建中国特色音乐人类学学科。

　　在赵宴会看来，不同于西方音乐文化价值观及评价标准，中国音乐人类学面对的是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音乐文化事象。国内学者不能将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体系简单套用于中国的音乐文化研究，而是需要认真分析中国音乐文化的独特个性和风貌。需要将西方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我国文化传统、人文价值体系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向“中国的音乐人类学”转变，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人类学三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