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内涵
2021年03月01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日第2115期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国内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海外华文文学伴随着港台文学的输入而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视野,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和兴趣。近日,记者就当前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态势等问题采访了该领域的专家学者。

  个案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发端于1979年,该年《花城》杂志“创刊号”刊出了广东学者曾敏之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文章不仅介绍了港澳与东南亚地区的汉语写作情况,并且呼吁学界要关注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创作。

  “国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注重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反思,一方面持续地关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史和跨媒介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层面有所深化,通过与现当代文学、海外汉学和世界文学的对话,发掘华文文学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重岗表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诗学理论和区域经验两个层面的展开显示出突出的学科特色。在诗学理论研究方面,关于海外华文诗学、华人文化诗学的论述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思考;在区域经验研究方面,以东南亚、欧美华文文学为两大重点板块,同时向全球其他区域扩展,形成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研究格局。

  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俊看来,注重个案研究和理论探索相结合,注重对自身学科史的思考,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态势的两个主要方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热点很多,如对重要作家的研究,白先勇、严歌苓等海外作家都是热门研究领域。此外,关于“世界华文文学”与“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理论讨论也是热点领域;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在学科建制中的定位不明确问题,也是国内学界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

  国内学界对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关注度一直较高,但受诸多条件限制,某些近年来发展不错的区域文学之前关注度不够。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员龙扬志表示,随着国内文化、学术交流的便利化提升,相关研究进入国内学者视野,传统意义上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有很多突破,尤其是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批不错的研究成果。从移民史的角度重新理解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演变,华工的域外生存,早期知识精英的海外写作,能给海外华文文学提供新的视角。

  充分发挥“交叉”特性

  40多年来,中国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最初的艰难起步,到如今呈现出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方法丰富多元、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喜人局面,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成绩斐然。当然,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补齐短板、改进缺陷,才能推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对于深化诗学理论研究的要求日益迫切。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饶芃子于2003年提出海外华文诗学的说法,试图把握其特殊诗学范畴的性质、功能、特征和系统性等问题,为建立一门经典学科奠定理论基础。学者刘登翰、刘小新把文化诗学方法引入华人文学研究领域,于2004年提出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张重岗表示,如何在作家个案研究和区域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充实、深化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内涵,是当下需要关注的问题。

  龙扬志表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超越单一学科的认知,充分理解相关交叉学科提供的参照价值,及时吸纳其他学科的学术积淀和理论方法。他认为,要推动学术水平提升,必须参照其他成熟学科,重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为学术空间的学理对话创造条件。

  在刘俊看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交叉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冲击着传统的学术框架和学术结构,它在现有学科建制中地位的不确定性,也是由它的这种“交叉性”和活力造成。他认为,学界需要在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视域拓展、研究观念更新、研究理论创新等方面加以重视和着力。

  数字人文助力华文文学研究

  长期以来,纵深化、细节化的研究方式给海外华文文学带来了对整体性关注不够的问题。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能否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呢?受访学者各有见解。

  张重岗表示,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有助于解决文献阅读和分析的限制,提供文学研究的可能性,打开知识生产的新路径。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如何在传统人文研究与新兴研究方法之间找到结合点,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刘俊表示,从事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都非常注重对其进行整体性的观照,以期在整体观的统摄下,认识世界华文文学。数字化为学界这种“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科技便利。但人文研究可以借力科技,科技却不能取代人文研究。希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能够通过具体研究,形成独特的相关理论。他建议有志于该领域的研究者要沉下心来,扎实做学问。

  龙扬志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突破口是史料档案。回到原点需要很多条件,史料无疑是其中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数字人文在重建史料、发掘历史、捕捉演变轨迹等方面,必然会产生重要作用,它能将学者从文献爬梳的琐碎事务中解放出来,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真正有意义的学理问题。但他同时强调,没有哪一个工具和方法是万能的,使用者的素养起到了关键作用。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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