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研究的新视野
2020年08月21日 07: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21日第1994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清俐

  近年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一批融合数字人文的学术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文学研究与数字人文的相遇,发生了怎样的“化学效应”?数字化文学研究前景如何?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采访。

  学界对如何定义“数字人文”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表示,数字人文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大体而言,数字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借助信息技术对传统人文研究进行升级转型,并试图寻求在前数字时代难以发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议题。

  在中南民族大学数字人文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兆鹏看来,数字人文是以多学科交叉的学术团队为研究主体,数据为基础,平台为支撑,运用数字技术方法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

  数字人文使以往需要埋首“故纸堆”的人文研究得到很大程度的解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凌建侯认为,如今,人文研究可以依靠高科技手段,把图像文本、声音文本、影像文本及其综合性文本等所有文本数字化,并将这些文本组成一个庞杂却有序化的大数据平台。

  王兆鹏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以主观的理解阐释、客观的文献史料为基础,偶尔会用到数据,但数据只是点缀和补充。而数字人文研究,以数据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需要将文献史料转化为数据。但怎样转化数据和转化什么样的数据,取决于研究者的主观目的和对史料的理解。数字人文在操作层面上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截然不同,但在观念层面却是相通的。

  如果只是将数字人文当作文学研究的“时髦的外衣”,则忽视了它的方法论意义。郑永晓说到,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过去的研究缺乏数据库支撑,只能选择标志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而数据库建立后,可以最大限度收集该领域的所有文献,为相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打下基础。同时,利用计算机自动分词和统计功能,有可能发现传统研究范式下难以发现的问题。

  在数字人文时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领域同样受到数据思维的冲击。凌建侯举例说,西方文艺理论家马修·乔克斯的“常量分析法”和莫雷蒂的“远读法”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前者是将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对畅销书的某些形式要素的分析;后者主要运用实证量化方法和计算机大数据处理方法,其实质是人文科学研究符合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特征的一种新实证主义方法。

  近10年来,数字人文被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并产生了一批引人瞩目的成果。中南民族大学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利用GIS技术,实现了文学研究的时空一体化和作家行迹呈现的可视化。浙江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共建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展的“宋代文学地图数字分析平台研究”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数字人文成果。

  受访学者表示,就整体而言,目前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化已由尝试进入起步阶段。然而,这一革新意义仍面临一定局限。此外,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对数字人文研究成果不够重视,以团队形式产生的成果甚至会因多人署名而“被拒”。同时,可视化成果在大多数刊物上无法呈现,限制了文学研究数字化的深入开展。

  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迫切需要复合型人才。郑永晓认为,研究人员只有在具备深厚人文素养,精通传统文学、文献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计算机科学的特点和数字人文的长处,才能将理论及相关技术应用于文学研究。

  谈到以文学研究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数字化研究趋势,郑永晓表示,技术驱动、数据思维固然是一个趋势,但数字人文并非万能工具,不能代替所有传统方法。提倡数字人文不能只有数字而没有人文,需要保持人文研究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点。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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