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高莹）近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在线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展开深入研讨。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依然是我国城镇化的薄弱环节，仍有部分新城镇居民缺乏相应的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要积极推进“人的城镇化”，需在政府激励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方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可将户籍改革、普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作为重要政绩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可与地方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挂钩。此外，还应压缩非必要行政支出和政府投资，政府支出更多向保障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方面倾斜。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赵燕菁认为，我国城镇化已由资本型增长的“1.0阶段”进入运营型增长的“2.0阶段”。在这一阶段，消费取代固定投资，成为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劳动力成本成为企业部门竞争的关键，本地市场成为企业全球竞争的主场。住房是家庭所有重资产投资消费的基础，只有解决住房才能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拉动消费、繁荣市场。因此，住房成本决定了企业成本和本地市场的繁荣程度。赵燕菁建议，“2.0阶段”的城镇化要从住房切入，把租和售结合起来，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城镇化的二次分配，享受公共服务，扩大有效需求，形成城市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看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国内需求。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生产风险较高，消费意愿低于城市。只有解决城乡分割的问题，拉动农村消费，才能在目前国际局势下保持中国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高怀珠谈到，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全方位地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城镇化又是不可逆的进程。因此，城市规划必须融入跨学科视角，量化城市建设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并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之中。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城市环境变化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教授郑思齐提出，洁净空气是一种体验式的产品。疫情期间，城市交通、生产活动的减少提升了空气质量，这种环境改善能否在疫情之后继续保持，取决于民众自下而上的绿色行动和政府对这些行动的响应。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人口密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服务业发展。因此，在低密度的中小城市尤其是人口流出的城市，土地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要放缓，甚至要随着人口的流出做缩减型规划，防止人口密度过低对未来城市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卓贤表示，城镇区域的扩张已取代城乡人口流动，成为城镇化的第一动力，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以核心大城市扩张为主要形态的都市圈化阶段。都市圈化是解决大城市病、激活中小城市活力的有效发展路径。在这个阶段，城市之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增大，日常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因此，需要兼顾通勤人口、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短期流动人口三类人口的需求，统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一系列颠覆性技术，一方面对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建成环境研究提供了新数据、新方法和新技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龙瀛认为，目前城市科学还处于初级阶段，要提高城市空间研究的科学性，需要完善城市定义，避免出现尺度错配等基本问题；开放应对其他学科带来的挑战，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完善科学共同体，保证每项研究都有科学增量。

　　通过分析城乡家庭消费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深圳研究院研究员张晓玲提出，对于城市碳排放，应更多利用高精度的碳排放网格，有的放矢地进行碳排放治理与国际减排工作。同时，需要考虑城市的形态和密度，基于人口密度而非行政边界去界定城市，识别边界的动态变化，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减排建议。

　　会议由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主办，香港城市大学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凤凰财经研究院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