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断言，经过工业社会技术—经济的巨大进步，财富生产的逻辑逐步让位于风险生产的逻辑，从而，风险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人类因此进入所谓的“风险社会”。而所谓风险，就是人类生存必然遭遇的不确定性。的确，无论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还是社会世界，都存在着太多的偶然性和意外，处处充满着人类无法控制的风险。完全可以说，风险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麻烦，也是最大的课题。面对风险，人类不是顺天知命，而是自强不息，力求找到确定而安全的方式，以便摆脱风险和危机。依靠自身的理性，人类认识到看似无常的世界一定存在着某种永恒的规则，只要真正认识并且把握了这种规则，就能了解世界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就可以摆脱人类所面临的风险，而探究世界规则的工具就是知识，就是科学。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摆脱了神学的束缚，理性成为人类摆脱危机、获得确定性的最可信赖的力量。从此，科学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新的主义、新的信仰。从这时候开始，人们乐观地相信，只要充分发挥人类的理性，对知识的认识就会发展，科学就能进步，风险就可以被防控，人类就会安全。黑格尔因此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构想，也就是在理性和科学的照耀下，人类会进入到毫无风险的理想王国，历史因此会达到终点。

　　历史和现实都对启蒙的理想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质疑。在科技理性大行其道而风险并未降低的语境下，理应对这一具有垄断性的观念进行哲学的反思与批判。

　　第一，走出完全理性的迷梦，以谦卑、合作、协商的精神，寻求更合理的方案。当今世界是知识的时代，是依靠专家的时代。专家管理、精英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明显的特征。但任何个体都有自己认识上的“洞穴假象”，过于自负必然会增加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应该看到技术主义与专家路线的弊端与风险。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一种澄明方式，然而，澄明即遮蔽，当科技的方式发展到极致的时候，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唯一的道路或者选择，这实际上是将人送上了别无选择的独木桥，既有通达彼岸的可能，又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还是应该审度一下其他的可能性。应该改变完全听命于专家的做法，通过建立商谈的程序，让技术的相关者参与商谈，找到更为健康合理的路线。

　　第二，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打破对立式思维，深化人是“类的存在物”这一观念。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家秉持原子主义的立场，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也是有理性的，有理性的个人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都可以按照理性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好了，作为整体的国家也就好了。然而，后来难以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了这一理想的破产，因为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个体理性可能产生的“囚徒困境”，公共理性因此成为当代哲学的基本观念。新冠肺炎疫情从开始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大事件，任何单边主义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以公共理性的观念，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可能走出这次危机。面对共同的危机与风险，只有携手应对，人类才会更好地走向未来！

　　第三，打破工具理性至上的观念，回归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目的取向”的行为，这在当代社会所流行的“资本逻辑”中表现得非常明确。由于资本本身的逐利性与增殖性，资本逻辑就表现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的近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化约为资本或者利益关系，人也因此成为完全追求利益的“经济动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东西都异化为实现利益的工具，人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被“物化”了。其结果是，人这种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失去了其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不是目的反而成为了实现利益的手段。爱因斯坦说过，只懂得应用科学是不够的，还应关心人本身，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的确，“没有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是盲目的，没有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是空洞的”。只有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共同观照下，才能发现合理健康的技术路线。有了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专家和工程师就不会陷入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当中，就不会为了利益而牺牲道德；充满人文关怀和价值理性，就会时时刻刻意识到任何人都不是“他者”，而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自我”，从而产生照顾周全的责任感，在道德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进而在决策时充满人文主义的关怀，减少失误，最大可能地避免风险。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工程政治学的中国话语构建研究”（2019A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