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南昌11月12日电 （记者明海英）第七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九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近日在南昌举行。来自海内外近300位学者与会，围绕经典叙事学、中西叙事传统研究等领域的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倪爱珍表示，叙事学发展至后经典阶段，从偏重科学研究方法转向偏重人文研究方法，更多涉及的是与“理解”有关的认知、想象、体验、领悟、描述，而不是与“解释”相关的逻辑分析、推理、概括等。

　　在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尚必武看来，后经典叙事学在方法上，超越了经典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了一批新的研究方法，如认知方法、修辞方法、语料库方法、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等；在媒介上，走出了传统的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叙事的范畴，进入其他新兴的叙事媒介领域，如数字叙事、电影叙事等。

　　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君强表示，后经典叙事学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进行了范式调整与转换。经典叙事学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与要素，依然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马大康认为，相对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引进了社会历史语境，把作家和读者重新接纳到理论视野中，并广泛吸收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学、修辞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研究理论和方法，以此来修复叙述活动的具体语境。

　　“中西的叙事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缺陷。集两家之长，融会贯通，这种比较研究意识对构建全新的叙事理论大有帮助。”齐齐哈尔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马冬表示，中国的叙事作品体现了一种直觉感悟，把文本当作生命的载体，注重主体的感受和体验。西方的叙事理论在叙事人称、叙事时间、叙事视角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但西方的叙事理论过于偏重形式，叙事理论的规则也越来越繁琐，有抽象化的趋势，使得其中有些部分已经脱离了大众。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傅修延认为，中西叙事实践中还有许多可能性尚待发掘，还有不少缺项和弱项需要互补与强化。中国学者在探索普遍的叙事规律时，应兼顾中西，同时更着重于本土资源。这种融会中西的理论归纳有利于让诞生于西方的叙事学接上东方的“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