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代就已经有学者开始进行古文字释读工作。宋代之后，古文字释读成为一门学问，但一直属于经学中的“小学”。近代以来，古文字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学科，但只有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因而有“绝学”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古文字学得到了空前发展，研究队伍也逐步扩大。古文字学成为介于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之间的一个学术领域。古文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何在、如何传承好这门“绝学”，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古文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文字是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结晶，古文字学研究在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德宽表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文字是记录早期中华文明的载体，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源流。从语言文字本身来看，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使用至今的古典文字体系，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深入研究古文字，不仅可以为世界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作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也能为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撑，同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语文生活。

　　汉字学是根柢之学，而古文字学又是汉字学的根柢。华南师范大学出土文献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金告诉记者，在古代，汉字学始终是一门显学，这是因为古代的汉字学是为经学服务的。由于经学地位十分崇高，汉字学也备受重视。汉字学是打开中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金钥匙”。汉字不但作为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承载着中华文化，还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中国历史的万千气象。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斯鹏表示，古文字学研究包含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二是对古文字资料内容的研究。古文字的形体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了解中国早期文明及先民思维方式的关键。出土的古文字资料的内容包罗万象，无论是数量还是多样性，都远超传世的同时期文献。

　　古文字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张玉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文字学研究进入了兴盛时代，古文字学各个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新出土古文字材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成绩突出。例如，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出版了《甲骨文合集补编》《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等研究成果；在金文研究方面，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研究成果。

　　黄德宽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的古文字学研究除了在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收集、研究方面有新的进展外，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对战国楚简文字和文献的整理研究，《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著作的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陈斯鹏看来，古文字学是我国人文学科中进展最快或者说知识更新最快的学科之一。一方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具体的古文字学问题时，较以往更加重视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另一方面，在释读古文字资料时，许多学者更加自觉地以不同时空的用字习惯为出发点，因而极大地提高了解读的准确率，进而提高了共识率。这可以说是古文字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是革命性的进步。他表示，这两方面的进步均得益于工具书编纂这种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和诸如战国楚简这类新材料的井喷式发现。

　　重点突破 补齐短板

　　学者的长期努力为古文字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不过，黄德宽表示，目前疑难字的考释和出土文献解读依然是一项艰苦任务。新出土战国秦汉简牍资料数量巨大，但目前的研究和保护力量都难以适应要求。此外，各类古文字资料较为分散、资料信息化水平较低等不利因素，也制约了学者们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利用。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文字考古系教授何景成表示，在加强古文字疑难字词考释的基础上，以史学和古典学的视角对古文字资料进行综合研究，是学界亟须重点突破的领域。此外，还要加强对海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总结，同时在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注重对新兴科技的运用。

　　目前，古文字原始资料分散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此，张玉金建议，应建立古文字学资源数据库，整合所有古文字资料和有关数据库，不断进行更新，并面向所有学者开放，这样能大大促进古文字学研究。

　　能否培养出足够的优秀后备人才决定着古文字学学科的发展前景。在陈斯鹏看来，当前古文字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加，但生源质量有待提高。而且，很多高校在本科阶段并未开设古文字学专业课，即使开设，也仅作为选修课程。

　　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何景成表示，首先，教育管理部门应从重视发展“绝学”的角度，重点建设若干研究基地，支持古文字学研究的长期发展。其次，要创办专门学术期刊。目前，古文字学研究尚无专业期刊，这严重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发表和业界交流。最后，要加强本科阶段古文字学的教学。目前，只有少数几所高校在本科教学中开设有古文字学通论课程。今后，可在考古系、中文系、历史系的本科教学中，加强古文字学课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