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表示，有关单位和企业应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现行要求对商誉做好相关会计处理。此举引发对于商誉的关注。

　　商誉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会计学概念中的商誉产生于并购活动，通常是将收购一家企业所用的购买价格扣除被并购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后推算出来的差值。会计学界在理论上一般把商誉理解为一家企业相对于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是企业的一项不可辨认资产。截至2018年第3季度末，中国市场上商誉总规模达1.45万亿元左右。商誉高溢价现象十分普遍。

　　作为无形资产，商誉很难长期保持稳定价值。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教授付磊表示，商誉既然是在并购时作为一项资产入账，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它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商誉会计处理最大的问题是只确认并购溢价。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教授刘峰认为，理论上，并购溢价代表的是被并购企业所具有的超额盈利能力，但它也有可能包括谈判能力弱、收购方管理层过度乐观、其他可能的代理冲突等“噪音”，而这些与超额盈利能力无关。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超强盈利能力，因为不存在具体、可辨认的交易，难以通过可靠性测试，所以不能确认为商誉。这种会计处理规则导致一些公司的商誉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总资产的相对数都较低，但其盈利能力可能并不低。刘峰也表示，不需要过分担心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高商誉，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因为按照有效市场理论，投资者应当能够“看穿”那些“伪装”，具有相应的分辨能力。

　　尽管根据有效市场理论，高度有效的资本市场不欢迎由非理性并购形成的巨大商誉，它可以分辨商誉是否具有真正的经济内涵。但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黄世忠看来，就目前而言，资本市场的有效只是一种半强势的有效，而不是一种强势的有效。因此，应该从维护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考虑，制定商誉的处理办法，不能因为短期的阵痛而停止商誉改革，否则商誉越积越多，引发系统性风险，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更加不利。

　　商誉摊销更利于市场稳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德仁表示，如果以利润表作为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对于收益确认采用所谓的“收入费用观”，那么商誉就不是一项资产，而是和固定资产等相似，是等待进入利润表的“费用库”而已，应该对商誉进行分年度摊销乃至一次性处理。如果以资产负债表作为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对于收益确认采用所谓的“资产负债观”，则商誉作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资产，就不应该摊销，而是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或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减值测试。

　　黄世忠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商誉摊销比商誉减值更为公平，而且会促使公司管理层在并购时更为审慎。所以，从长远来看，商誉摊销更有利于市场的稳定。由于商誉具有主观随意性，因此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企业的会计人员、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及监管部门也很难判断商誉减值的测试和计提是否合理。强制性的商誉摊销会降低商誉减值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企业管理层利用这种主观随意性操纵利润，帮助企业减少因盲目收购兼并而导致账面出现过多泡沫的风险。可见，摊销的方法可以通过较为平稳的方式在一个长期过程中消减商誉，降低市场风险。从投资者角度看，摊销的方法相对减值更简单、透明，产生的会计信息更容易让投资者理解。如果能逐渐把商誉的潜在风险消化掉，也会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尽管商誉摊销这种“一刀切”的方法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对所有企业都一视同仁，是相对公平的，而且比较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此外，商誉减值测试的人为因素干扰较大，也存在监管困难的问题。付磊表示，当前国内商誉减值测试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而且过分依赖于测试人员、会计人员的个人诚信，这不仅会增加监管难度，也容易导致业界争议。

　　关注经济发展实质

　　谢德仁认为，应该基于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和收益确认观念，来思考商誉减值还是摊销的问题。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的逻辑和发展方向，商誉不应该进行摊销，而应继续采用现行的减值测试和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减值损失的处理方法。至于商誉减值会计处理本身被公司和审计师操纵现象，则属于监管的问题，而非会计准则本身的问题。在思考商誉会计处理中的实践问题时，考虑到当前财务会计从以利润表为中心向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混沌特征，也可以把商誉视为一个“费用库”，进行分年度摊销或一次性处理。

　　对于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未来究竟是改为摊销，还是继续保持现有的商誉减值规则的问题，刘峰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对经济都不会有太大影响。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和创造现金流的能力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当前，企业还是应多关注经济实质。在目前的会计准则框架下，任何一项准则的修订都会消耗较长时间。刘峰建议，应从强化表外信息披露入手，通过更详细的披露，让投资者和其他报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企业商誉所代表的具体内容。